“定瓷有芒”之“芒”究竟应该作何解释？
陶瓷界历来都认为“定器有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定器有芒不堪用。芒被解为芒口，涩口。而马未都、欧阳希军先生则都认为是对古籍的误读。“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的本意应该是指定瓷白色耀眼，光芒刺目。
关于弃定用汝之争，审视文献记载历史上的原始记载如下：
1、南宋叶置《坦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市烧青窑器。
2、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盖其时新陶初出，火气未除，是以不贵，今则已阅百年，古泽幽光，且以罕觏称珍，自不同当日矣。
3、明正德五年承天贵《汝州志》曰：“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市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
叶置《坦斋笔衡》中我们可以看到“遂命”（于是命令）二字体现的是当时下命前汝窑还没被正式选用，说明此前定窑为主要贡瓷。但是现在定窑排得靠后，应该说是有一定原因的。因为到了北宋晚期，定窑受到一定的排挤。但是从烧造的年代来看，定窑实际上是老大。汝、官、哥、钧四窑都是北宋晚期才开始烧造的；定窑则在北宋的早期，甚至五代时就开始烧造了。
陆游《老学庵笔记》中的“不入禁中”（注意：“不入”与“中途停用”是两个概念），但仍令百年后的陆游“称珍”不已，并猜想当年没被入选的原因，足见定窑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有的记载将定窑排在了前面，如明代谢肇的《五杂俎》：“定、汝、官、哥，皆宋器也。”他把定窑排在前面。
而《垣斋笔衡》、《负喧杂录》有关“中兴度江”、“提举后苑”等有关官窑的记载，多属讹传而难与史实相符。《中国陶瓷史》也指出：《垣斋笔衡》说“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显然是作者不曾详考的一己之见，所记不可信。
定窑“芒口” - 口沿处的毛边是因为覆烧而造成的 - 通常要通过包金这种奢侈的方式来解决
如果“芒”是指芒口，宋内廷只需令定窑用正烧烧造传统的无芒白瓷即可，这样就不存在定瓷有芒了，何需另设汝窑?另外，皇室所用定瓷均有金银棱扣，也不存在“有芒不堪用”。定窑镶金银口则是帝王审美下的奢侈之举。仅是弥补定窑覆烧工艺涩口的不足，以其高成本弥补低成本的商品古今未有，便可说明，镶口并不是为之弥补工艺缺陷。理论上讲，覆烧仅为了提高产量，提高产量降低质量的事只能在低档商品中流行，而早期定窑作为皇家用瓷时，决不可能计较这样一个差距不大的成本损失，去冒皇帝不悦的风险。定器包镶金银铜口，华贵时髦，宫廷盛兴。于是，包镶金银口遂成为一门行业，宫廷民间均设作坊以供时需。宋朝工部文思院设“棱作”，内廷后苑造作所亦设“棱作”，只负责定器及其他器皿的镶口。北宋汴京城内，镶金属口的作坊面向市场，不必金银，铜口亦使定器增色。镶口这样一个风靡宋代的时尚，被后人责为亡羊补牢之举，缘于对古籍的理解有误。芒被一直误解为芒口，即涩口，实为大谬。
陶瓷器物以金银装饰的做法，古已有之。金装工艺是古代的一种时尚，是为了提高瓷器身份而采取的商品深加工工艺，反映当时的审美情趣和人们迷恋金银器的心理，也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而金佃工艺与陶瓷相结合，更赏心悦目，犹如锦上添花。
早在汉代，人们就认为使用金银器皿能使人长生不老，且有延年益寿功效之说；至唐代盛行使用金银器并且制作极其精美；晚唐、五代之时，定窑盛行模仿金银器皿，并在口沿、足沿及流的部位镶嵌金银扣，使器物更加尊贵美观，故而有些高档白瓷获此殊荣。金装定器，与掩饰“芒口”无任何关系。
比如唐张士贵墓出土的22件彩俑马的笼头上贴金、郑仁泰墓彩俑衣帽贴金等。唐代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金银平脱秘瓷碗，口沿银棱，外壁饰黑漆地平脱金鸾鸟银团花纹。邢窑与定窑的白瓷产品中，出土物中亦见不少金银棱扣器，如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白釉银棱花口碗2件、河北定州北宋塔基出土白釉花口碗和长颈瓶等金装定器、浙江临安唐水邱氏墓出土金装白釉托盏和注壶等。台北故宫藏定窑“印花牡丹碗”、“莹白三足洗”，尽管口钤铜扣，然而底足内均有支钉或垫烧痕迹。其次，以支钉仰烧的汝窑“卵青圆洗”口沿有已经脱落的金属扣痕，露出无釉涩口。说明仰烧瓷器也可将口沿一周釉水抹去，产生涩口以便于扣金银的附着力。
如果“定瓷有芒”之“芒”指的不是芒口，那指的又是什么呢？定瓷的“芒”应是指光芒！定州白瓷白色耀眼，有一种光的锋芒，扎眼，让人感觉不舒服，所以“不堪用”。陆游说“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其实他所说的“芒”不是指涩口，而应指白色刺眼的光芒，于是乎宫廷命汝州造青瓷。
这一结论可以从乾隆多首诗中得以印证，乾隆帝比较喜欢定窑，他有200首诗咏瓷器，其中咏定窑的诗就有30多首。如1786年的《咏官窑盘子》诗曰：“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作于1779年的《咏汝窑瓶》：“定州白恶有芒形，特命汝州陶嫩青”；1776年《咏定窑娃娃枕》：“白定宋犹嫌有芒，于今火气久消亡”；1781年《咏定窑小瓶》：“定州粉色厌光芒……”同年《咏定窑花浇》：“全无火色罢光芒……”1794年《咏定窑碗》：“粉定传宋制，尔时犹厌芒(注：陶初出火气未除，是以不贵，今则已七八百年，古泽幽光，白不同当日矣)”；另外还见一件“元仿定螭文青白瓷洗”上有乾隆丙午御题诗“尔时虽是厌光芒，不及官窑用庙堂。岁久光芒消以尽，希珍今亦口金镶。”上述文字足见毕生钟爱古瓷的乾隆皇帝对定瓷之“芒”的理解，那就是指“刺眼”之“光芒”和未消的“火气”。
那么，当时宋廷为什么选择汝窑呢？陆羽《茶经》评价越窑青瓷似冰类玉为上品；而邢窑白瓷似雪类银不如越器也。可见作者有“尚青抑白”的鲜明观点。道教仪式中，斋醮时献给神仙的奏章称“青词”，是因为书写材质是青藤纸。唐李肇《》有：“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皆用青藤朱字，谓之青词。”《道门宝制》亦有：“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的记载，史籍中还有宋徽宗作青词的多种记载。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道君，道家崇尚青色，于是指天为色，他个人的审美能力非常之高，他喜欢含蓄的美，而不喜欢张扬的美，所以徽宗嫌定瓷太光亮刺眼，他不喜欢才用青瓷。通过大量的定瓷标本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出土的定瓷标本还如此之光芒夺目，如果在800年前岂不更亮？所以定瓷“不堪用”，宋廷故而决定“弃定用汝”。改用汝瓷，道家弃白纸而用青藤纸，即是这种“尚青抑白”传统情结的具体反映之一。
放弃定窑的其它原因？
那么，当时宋廷“弃定”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尽管宋人在这方面的记载闪烁其词，但翻开历史我们就能一目了然：五代以后，契丹人多次南下掠夺中原财物，掳掠人口，特别是工匠，对窑户尤为如此，史载辽兵多次占领定州。《辽史·地理志》载：“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班，多技巧”。1004年辽发动对宋大规模进攻，直达黄河岸上澶州城下，宋被迫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承认辽对幽云的统治。这样定州曲阳便暴露于辽，辽兵南下犯境，定州便首当其冲。金兵亦多次南下，定窑所在地中山在金人统治之下，宋朝对定窑的统治已经丧失。朝廷被迫改用汝窑瓷，这也是朝廷用汝瓷而不得不弃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只是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种掩饰而已。
事实上，定窑白瓷的烧造沿袭至金，一直供朝廷所用，徽宗时期，定窑就曾受命大量瓷器烧造供内廷使用，《大金集礼》就有这样的记载：天眷二年(1139年)以“定磁一千事”为金朝公主的礼物。
此外，正德《汝州志》记载：“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这里所指至元应为后至元，前至元的可能性不大。元开国之始尚无暇考虑造瓷问题，且元人“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弃白尚青，尚青也只能是元人在不断汉化过程中的渐变。另外，定窑入元已停烧，那何来元代芒口定器?这也是“芒”非“芒口”的证据之一。
综上所述，“定瓷有芒”之“芒”并非芒口之“芒”，而是反光之“芒”，定瓷由于“光芒”扎眼以及战争的原因，北兵不断南下，生产难以为继，已经无法上贡定瓷，而内廷势必为了不被皇帝责罚而令汝窑研发出玛瑙釉，以天为色，再加上宋徽宗崇尚道教，因此定瓷逐渐被青瓷所代替，到最后定州沦落敌手，“弃定用汝”成为最好的也是不得不面对的选择。
所以，“弃定用汝”之说并不是正史记载，其应为误传和夸大。笔者在此进行进一步推断，定瓷或根本不存在芒口之说，而仅仅是是文人的穿凿附会而已，因为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宋朝对定窑的统治地位已经丧失，宋廷被迫弃定，而“定瓷有芒，不堪用”只是个借口，文人用来对此史实加以掩饰而已，而后人则是对此误读，进行引用记载。那么北宋尤其是北宋晚期皇宫中是否真的弃用定瓷了呢？宋徽宗赵佶用其《文会图》给了我们非常明确的答案，并没有，而且事实上，定窑白瓷的烧造沿袭至金，都一直供朝廷所用。
由此可知，定瓷并不存在芒口之说，宋时定瓷有芒既不是芒口，也不是光芒，而是后人对此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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