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堪称一个传奇。即使在成群的天才中，他也是那颗耀眼的星星。傅于台湾去世后，胡适先生曾一连用十四个“最”来表彰自己曾经的弟子傅斯年，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傅斯年先生的大刀阔斧和组织才干在他筹划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有过充分的展示。早在1927 年五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和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聘请了三十余位筹备委员，傅斯年也在其中。最初的中研院筹备方案，只设计了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台等四个研究所，并无别的计划。但是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的傅斯年，对蔡元培、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三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于是，傅斯年凭借其天才的筹划能力，特殊的人格魅力和超人的运筹能力，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在中央研究院的筹备方案中诞生了历史语言研究所。

《国立中山大学呈中华民国大学院就筹备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研究所准备工作的公函》，此份文件堪称傅氏天才构想设计最重要的一个佐证。

此份公函首先明确了傅斯年在南京与大学院长及筹备处所达成的意见，“荷承钧院赞日既就，敝校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人员就近在广州为中央研究院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之筹备，即可使原定计划在中大，此时力未能改由中央成之。而此间设备不无小长，就地借用筹备亦为省节各等语。”之后，在人员配备、办公设施使用等问题上提出了更具体的六个工作原则。公函最后有蔡元培院长、杨杏佛副院长的签字。此份公函系民国十七（1928）年2月29 日发文。4 月10 日中研院成立，10 月22 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同时，他先后邀得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位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分别担任史语所历史组、语言组和考古组的主任，之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这个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没有变更。半年后，史语所迁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

《陈寅恪致傅斯年信札》系陈寅恪先生在收到史语所（静心斋）寄来的聘书之后致信傅斯年，释文如下：

顷以电话不通未能交谈，只得以函达。适进城见静心斋送来的聘书两封。据看门者言，送来之人“索喜钱”。前此故宫博物院及北大送聘书人亦是如此。记得有一次将聘书当送书人面撕碎以告其无可喜。又一次当面退回。此皆衙门旧染恶习，何意传及静心斋。若弟适在城中而值此人适送书来者必又生气，无疑也。又南京赵邦彦寄来晒兰纸，系一甘肃人所赠。满文书来问其内容。弟已迳复赵君。惟晒兰纸数页虽无足轻重（幸盛京赋篆体。此书共三十二册。所中藏者今只十六册）。赵君嘱交静心斋程霖君保存。姑以其言即希转交可也。匆此不具。孟真吾兄阁下。弟寅恪顿首。六月廿一日。

又应聘书一纸附上乞查收。公特加之句亦照抄。因时局关系或有此异动亦未可知也。

1929 年春末，史语所由广州搬至北平北海静心斋办公。从此信的上下文联系，应该是写于1929 年6 月21 日。所收的聘书想来应是史语所发来的历史组主任的聘书。

陈寅恪是傅氏刻意罗致到史语所的一位大史家。傅斯年不只一次对人说陈寅恪是三百年来第一人，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历史组找到陈寅恪来领导，是傅斯年相当得意的事情。陈寅恪与傅斯年缔交始于柏林留学时期，同学近三年之久（确切的说是傅斯年听闻陈在柏林游学，专程从伦敦赶赴柏林加入陈寅恪、俞大维）。1927 年7 月，陈寅恪曾专门赋诗一首，赠刚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傅斯年：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矄。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傅斯年想将“东方学的正统”从柏林、巴黎等地移至北京的弘愿相当欣赏，“天下英雄独使君”是他对傅斯年未来事业的殷切期待。所以史语所甫一成立，陈寅恪就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担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之职。

在接受史语所聘请之前，陈寅恪一直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并兼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鉴于陈寅恪的盛名，霸气的傅斯年特许他在清华兼课，但是要求已经在北平郊外清华园定居的陈寅恪“至少可以在北平每周住数日”，以便兼顾史语所的工作。于是，陈寅恪除保留清华园新西院36 号的寓所外，另在北平城内西四牌楼姚家胡同3 号租赁了一处宽敞的四合院，并把其父陈三立从南京接来居住。且两处都安装了当时极为稀有的电话。这才会出现信中所谓“顷以电话不通未能交谈，只得以函达”、“适进城见静心斋送来的聘书两封”、“若弟适在城中而值此人适送书来者必又生气”等语。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陈寅恪一生在生活上最舒心，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陈寅恪致傅斯年书札》系陈寅恪完成了《支愍度学说考》一文后撰文和傅斯年交流：

孟真兄鉴：所作蔡先生纪念文题为《支愍度学说考》（佛经内容係比较研究，不过易以较狭之名以期题小而义多。）已于前月底脱稿。因欲令清华印讲义处印一次以便清晰免以后校对之烦，故已交冯君芝生矣。今尚未见印来。明日往清华阅卷如仍未印或暑假中不能印则拟取回而请研究所书记誊一清稿，然后呈公教定。日本人研究中国佛教史成绩是佳，中国史亦佳。而研究佛教史之徒大抵僧徒或语言学者。而于中国史之智识是彼国之浅薄。治中国史者又多不涉及此范围。故弟拟合倚此二者以与日人一较量。其中有一小节係梵文与藏文之比勘。将来印刷时想必有待兄之活字，否则不便也。弟看完清华试卷后再往西山。此数日与王静如君考西夏文略有所得。虽为机械工作而甘苦备尝。然不足为外人道也。近见日本人函甚羡赞我所之西夏工作。盖我所有之材料而彼无之取也。匆叩著安。弟寅卄一日。

1932 年，中研院为庆贺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诞辰打算出版一本“纪念论文集”。陈寅恪先生奉《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以入文集。《中研院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的出版时间为1933 年1 月；此通信函应为1932 年左右所写。

陈寅恪从民国十八年出任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同时，还兼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的教授。在此期间，陈氏在学术上著述颇丰，教学上业绩辉煌。深得中研院蔡元培、傅斯年以及清华的梅贻琦、冯友兰等人的尊重与敬爱。此封信中所提到的冯君芝生即哲学家冯友兰先生。

信中提到的另一个人王静如于1929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29 年秋，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收购了一批宁夏灵武出土的经折装印本西夏文佛典，委托刚刚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的王静如从事研究，王静如于1932 年至1933 年编辑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震动国际东方学界。1936 年王静如获得“儒莲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个人，并被推荐为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儒莲奖被称为汉学或东方学界的诺贝尔奖。在此之前，1932 年史语所因所编的集刊及安阳发掘报告，被法兰西学院破例授予儒莲奖。由此信可知，王静如的《西夏研究》编辑工作得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大力支持与指导。

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的个性差距很大，傅斯年是发自内心的欣赏和尊敬陈寅恪，他们除了同学加姻亲的关系，彼此之间惺惺相惜，肝胆相照。中研院另有一位学霸大鳄，也得到了傅斯年最真心的尊重和维护，他就是胡适。

关于胡适与傅斯年的初次相识，胡适曾感慨地回忆：“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地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和胡适亦师亦友三十年。傅斯年极为维护胡适，一直恭恭敬敬地敬重并且保护着胡适。胡适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而傅斯年也确实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

1932 年6 月2 日，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致函胡适，聘请他为该院哲学史学部通讯会员。这是该院第一次聘请中国会员，它表达了国际学术界对胡适中国哲学史研究成就的高度承认。

《傅斯年书“胡适获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新闻稿》系傅斯年先生专门为胡适受聘为通讯会员一事所撰。傅斯年先生在文中详细介绍了普鲁士学院的背景和学术地位。“普鲁士学院是欧洲国家学院最大之一。德意志无联邦学院，而普鲁士居德国三分之二，故其国家学院为德国最有地位之国家学院，其中分文史、数理两部。前者包括一切人文科学，后者包含一切自然科学。其会员人数极少。欧洲各重要国家学院皆如此。外国人得选为外国会员。东亚人被此学院选举为外国会员者，胡适第一人，印度日本皆不曾有。此等事在欧美学界以为最大之荣誉，日本人迄未得欧洲学院此项之承认。

当然以傅斯年张扬刚烈的性格，也不忘在通讯稿中再贬低一下他所不齿的罗振玉曾获聘法兰西学院刻辞美文院外国通信员一事，牵出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王国维先生去世之后，有人提出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是剽窃了王国维的底稿。傅斯年先生就是此说的坚定支持者。但是此观点实在缺乏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难免有因人废文之感。

彼时（1930年代前后十几年内）的中研院大师们，心情相对是舒畅的。短暂安定的生活让他们的学术研究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硕果。在天才的傅斯年掌舵之下，在陈寅恪等一班大师的坐镇之下，中研院史语所在短短几年间便成为光芒四射傲视群雄的学术重镇。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战火的临近，中研院的大师们无可避免地走上了艰难的逃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