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柳宗元，一代文坛巨星，两位古文大家，十五年恩怨牵绊。他们年龄相仿，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名列“唐宋八大家”，仕途上，他们同朝为官，但立场政见不同，在政治风雨中遭遇了相似的跌宕，患难见真情，无论是春风得意还是遭到贬谪，两人都彼此交流情感、讨论学问、分享诗文。这一切命运，都让两人惺惺相惜。

两人不仅是诗文互赏的“点赞之交”，更是精神上互相支持的、道义上直言相谏的君子之交。

韩愈写下《师说》之后，遭到很多人的嘲笑。因为当时佛教兴盛，和传统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大众耻笑“圣人教化”的行为，好为人师也为贵族士大夫们所不齿。而韩愈的这篇文章，无视嘲讽与笑骂，毅然以青年人的老师自命，担负起教导他们的责任。柳宗元尽管自己不愿担任老师的名义，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却赞扬了韩愈的做法：“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可以说为韩愈提供了宝贵的精神支持。

做朋友不易，做诤友、谏友更难。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朝廷任命韩愈修撰国史，可韩愈接到这个任命之后却噤若寒蝉。如果尊重历史，就很可能得罪皇帝，而如果维护皇帝，就违反了做史官的原则，韩愈的内心十分矛盾，他给柳宗元写信：史官不是轻易能做好的。朝廷给我这个职位就是看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其他才能，想着好歹给我个位置，让我能够享受一些俸禄就够了。柳宗元看后气得火冒三丈，“私心甚不喜”：难道说你认为宰相让你做史官，就是为了给你个头衔，让你干领俸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在那儿待着。一个真正有志向的人，怎么能够等到让别人来督促自己才想到要尽职尽责呢？一记怒骂，警醒了韩愈。

柳宗元衣冠冢

这一对好友政见不同，但相同的是跌宕起伏的仕途，这相似的人生经历带给他们彼此深度的同情和理解。

对于出身平凡的士子，与太子交好确实是他们仕途的一条上升捷径，这些士子依靠革新党，获取政治资源，成为实现人生理想最方便的上升阶梯。随着革新推行，革新党中的柳宗元也成为仕途平稳，春风得意。

韩愈不屑于此，对巴结权贵、结党营私的行为十分鄙夷，虽然他并非宦官集团的一员，却也和二王革新党政见不合。他在顺宗李诵登基之前就因抨击时政、得罪权贵而遭到贬谪，从监察御史直贬为县令。

公元805年，唐顺宗李诵薨逝，失去支持的士族夺权失败，全部遭到贬谪，宦官卷土重来，持续164天的永贞革新落幕。第二年，34岁的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被贬往湖南永州，担任一个正六品的职位，形同流放。他在永州一呆就是十年，只能在山水之间吟诗作文，排遣心中不快。十年后他受命回长安，正满心欢喜，以为重振之期在望，怎料到又被贬至更远的柳州。“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最终他客死柳州，年仅47岁。

反观韩愈，因没参与到这党争之中，革新失败两年后就被召回长安，再得重用。正如老话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两位文坛巨星，宦海沉浮，命运相似，却交错而过。

这些经历都让两人的友谊愈加坚固，而人生至痛之一，便是好友生死相别。

公元819年，柳宗元远谪柳州后，在47岁的壮年客死他乡。也是在这一年，唐宪宗大兴佛事，韩愈在这风头上毅然上书《论佛骨表》，痛斥宗教的荒谬之处，皇帝看了，龙颜震怒，差点将韩愈斩首。最终他免于一死，但一下贬到潮州，在赴潮州的路上，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心酸痛楚之情令人动容，诗中写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他因为一封奏折(即《论佛骨表》)得罪皇帝，被贬到八千里外（夸张手法，形容路途遥远）的潮州。他一心只想为皇帝去除政治蔽障，却得到如此衰落的晚年。如今已是五十多岁，他自知多次贬谪，已难以重振仕途，也可能死在瘴气弥漫的南方。

昔年好友撒手人寰本就催人心肝，此时的韩愈又遭遇了相似的远谪命运，让他的心境和柳宗元产生了跨越生死和时空的共振，自然心痛不已，接连为他写下《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柳子厚墓志铭》三篇文章，饱含诗人的激情和忠诚，深情地追念友人的风采，“千哀万恨，寄以一声。唯识真者，乃相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