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耀州窑是北方青瓷的代表窑口，作为白瓷一统半壁江山的北方（纯地理意义上的笼统的北方地区 - 大致相当于南宋和金隔江而治之后，
诞生
从今天的陕西铜川地区对耀州窑址的考古发掘可知，早在唐朝（中晚期），耀州窑就已经创烧，而那个时期的北方还基本上是白瓷（如邢窑、定窑）、黑瓷（各类地方窑口）的天下。而为大众所熟知的青瓷系基本都集中在南方窑口，如越窑、龙泉窑、长沙窑等等。除此以外，北方的青瓷普遍认为是在北宋时期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如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官窑、哥窑（存在争议，很多人认为哥窑是南宋或者元朝才创烧的）、钧窑，除了钧窑被认为是北宋初年就已经建立，官窑和汝窑的出现目前学界还普遍认为是北宋晚期（宋徽宗时期）才创烧（注：尽管大量民间实物已经显示，贯穿整个有宋一朝，汝窑一直在烧造，唯有官窑比较确切的是宋徽宗时期才从汝窑中明确分离出来，自成体系）。
在唐代创烧期，耀州窑以出品民用黑瓷和三彩瓷（唐三彩）而闻名。当时的耀州窑距离长安仅100公里，从运输角度上比江南的越窑有着更多的便利条件，因此很多越窑的工艺也随之传承进入了耀州窑制作工艺流程中。但是因为胎土、釉水、烧窑工艺等差异性导致耀州窑的青釉发色更深，甚至发黄。从工艺上与越窑的区别还有：耀州窑以雕刻（carved）为主，而越窑以印花（incised）为主。耀州窑青瓷纹饰刻的非常清晰，带有北方人的性格特点，史籍上曾记载“刀刀见泥” （指刻画的很深，而越窑的刻画都比较浅显，两者韵味各有千秋）。
辉煌
北宋时期是耀州窑的快速发展和鼎盛时期。最为辉煌的时期形成了“十里窑厂”的宏大规模，而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德应侯碑》中可略窥一斑：“巧如范金，精比琢玉……方圆大小，皆中规矩……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皇帝敕封的窑神庙碑（注：中国古代工匠在烧窑、开窑前都会祭天、祭祀“主管窑务”的窑神，以求平安、烧窑成品率高...）。
耀州窑产品以民用为主。由于具有独特地方风格，产品质量在北方民用青瓷之中，属于上乘。正因为如此，它被地方官吏所选中，以常年例贡形式，烧造贡瓷供北宋宫廷使用。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也有耀州贡瓷的记载。两书所记耀州属县之中都明确提到同官县，今黄堡镇耀州窑遗址就是宋同官县属地，宋代耀州其他几个属县，都没有发现瓷窑遗址，宋时贡瓷可以肯定为黄堡镇所产，两书所记耀州窑贡瓷的时间都大约是在宋神宗元丰（1078-1085年）到宋微宗崇宁（1102-1106年）之间三十年。
北宋耀州窑 - 其工艺复杂及精美程度可堪比贡瓷
1953年在北京广安门外的基建工程中出土了一大批青瓷，故宫博物院曾赴现场进行调查，采集了三百多件标本，绝大部公是盘碗一类器皿。器里刻花，纹饰除龙凤为主外，还有花卉。出土标本制作工艺及外观基本一致，釉色大都青中显黄，当时初步确定属于同一瓷的产品。1957年故宫博物院赴黄堡镇耀州窑窑址调查，发现窑址标本与1953年北京广安门出土的青瓷标本在胎、釉、制做工艺以及刻划花装饰有很多共同点，只是纹饰不同。1959年中国科学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黄堡镇窑址进行了大面积的发掘，出土标本八万多片，发现有刻花龙凤纹标本，证实了北京广安门出土青瓷为黄堡镇耀州窑所烧贡瓷。刻花龙凤纹的标本出土于北宋中期地层。这批贡瓷也当是烧于北宋中期。北宋未，金人攻陷汴京，典籍珍宝无不为金人搜乔殆尽。《系年要录》卷四金人掠夺汴京财物说：“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以去······”。《三朝北盟会编》中也记有：“祖宗七世之遗，劂存无几”。瓷器，当然也毫无例外的一起扫数运走。北京广安门发现的耀窑青瓷当是金人的胜利品。这批瓷器的出土使我们对耀州贡瓷面貌有所了解。属于这类贡瓷器可以看到耀州贡瓷的庐山真面目。
衰败
耀州窑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而急剧衰落，到了金朝-南宋时期，已经又回到了只能烧造些酒肆所用的粗瓷。在著名诗人陆游（公元1125-1209）的《老学庵笔记》有这样的记载：“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前两句似应理解为指的是耀州窑模仿越窑烧制的；后两句的“极粗朴不佳”则是指耀州窑彼时的胎体较厚，耐用用程度显然比薄胎瓷器好，因此食肆喜欢用它。但是这也表明了其不再专供皇家用瓷的境地。
耀州窑系（影响力）
广州西村窑
广州西村窑不见于地方志记载，1956年广州市文管会对地处广州城区西北的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烧瓷有青白釉、青白釉彩绘、青釉及黑釉等几种。广州地处东南海隅，广州西村窑的出现显然与宋代瓷器大量外销有关。三十年来，西村窑瓷器在国内绝少出土，目前见于报道的西村窑瓷器，多出土于东南亚国家。西村窑青釉标本之中有印花缠枝菊纹小碗，除釉色不同，碗外刻线呆板、胎土与制做稍嫌粗率之外，看不出与耀州窑有什么区别。广州是宋代重要商港，当时在这里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有关事宜，丝、茶、瓷是对外输出重要商品。宋代著名的景德镇窑、龙泉窑、越窑、耀州窑和磁州窑瓷器都曾经过这里转运往东南亚、西亚、东非等地区。在这些地区不少国家的古城遗址和海岸港口地带，出土了大量唐宋元明清历朝瓷器。广州西村窑烧制的印花青瓷无疑是受到耀州窑的影响，纹饰与耀州窑极其相似，有较大可能是使用耀州窑印模（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耀州窑工匠在随着宋室南迁时可能是带着印模前往南方各处的，包括择地新建窑址）。否则达不到极其相似的程度。西村窑缠枝菊印花青瓷有与耀州窑相似的，也有略有变化。这可能是为了大量出口印花青瓷，原版印花模具不敷应用，以复制或翻刻方法制出印模，以满足烧造大量外销瓷的需要，因而花纹有了一些变化。
广西永福窑
永福窑是1957年在广西省内发现的宋瓷窑址之一。永福窑以烧青瓷为主，有刻花与印花两种装饰，有盘、碗、碟、壶、罐等器物。釉色以青黄及翠绿两种具有代表性，尤以翠绿釉色为美。在江南地区青瓷窑之中极少有此釉色，带有永福窑独特地方风格。这类翠绿釉器物之中，碗里也印有耀州窑风格的缠枝菊纹饰。毫无疑问，它与广州西村窑一样，都曾受到了耀州窑的影响。
下面几个窑口都地处河南境内，据考证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耀州窑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它们都属于广义上的耀州窑系。
河南内乡大窑店窑
南阳市下属内乡县宋时属邓州，内乡大窑就是文献中提到的邓窑。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治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之说。可知邓窑是宋代河南地区烧青瓷的瓷窑之一。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在南阳府土产、瓷器条中指出为内乡县；清康熙三十三年本《南阳府志》里又有大窑店名称，地点在县西五十里。内乡县文化馆据此在大窑店地区发现了邓窑遗址。
邓窑始烧于唐，宋代有较大发展，金元时期仍继续与印花两类：印花以花卉为主，习见的缠枝菊纹在窑址里散布较多，此外也有缠枝、折枝牡丹 纹等；刻花器极少，划花器也少见，大窑店窑是以印花装饰为主的。青瓷碗里满刻细长菊瓣纹饰的稍多，但这种纹饰也采用模印方法，碗外留有钱模压印痕迹。耀州窑与河南各青瓷窑常见的碗里印花、碗外刻划斜线的装饰方法，大窑店窑却一件都没有，这是大窑店窑的改进创新之处。
典型的耀州窑碗底的斜线纹（北宋）
河南新安城关窑
新安县城关窑是河南省博物馆与县博物馆近年调查豫西地区发现的窑址之一。这里遗址面积经过钻测为270，000平方米，堆稷层在1.5至2.5米之间，地下埋藏丰富。由于历年垫土，窑址全部被封在地下，地现散布瓷片及窑具较少。新安县城关窑址出土标本品种较多，制做工艺水平也较高。其中青瓷以花装饰为多，印花纹饰也有耀州窑、临汝窑、宜阳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纹，布局也采取盛开与半开的花朵间隔排列，碗心亦为团菊一朵。这种碗心有刻印氏字铭的计有吴、杨、惠等字，也有印张、同等字的。印张字商标的，标记与磁州窑“张家造”三字，下托一莲花，城关窑带张字款的碗底，上部似为覆荷纹，中部只书一“张”字，下面托一朵莲花，标记主要特征是一致的。印花纹饰还有卷草、水波游鱼、水波田螺、莲池鸳鸯、把莲、婴戏、鸭、海石榴纹等。其中水波鱼与水波田螺纹见之于耀州窑与临汝窑；把莲纹则仅见于耀州窑。城关窑印花把莲以三把莲花首尾相接排列，空间亦辅以水波纹，碗内没印三把莲字铭，但可以看出它与耀州窑的关系。
刻花装饰在城关窑址采集数量虽不多，但制做是很精美的，不少标本的造型与风格与耀州窑极为相似。如直口碗，碗外满刻缠枝花卉，具有犀利的刀锋与流畅的线条。里外刻花碗不仅纹饰近似，圈足的修坯工整也几乎与耀州窑基本一致。这种修整碗足在河南其他几处青瓷窑址里是极为少见的。此外，从巾花莲瓣灯、百折洗、刻花莲瓣碗等器，更可以看出城关窑与耀州窑之间存在相互传承、影响的关系。
宜阳窑
宜阳窑产瓷最早见于明·李贤《大明一统志》，康熙三十四年本《河南通志》也记此窑产青瓷。清乾隆十二年本《宜阳县志》卷五，德应侯庙条说庙“在县西二里，宋熙宁感德军守臣以水旱祷应状闻治庙封侯爵享祀。崇宁六年夏重修，今圯无考，一在半壁山”。宋代北方产瓷区一般都立有窑神庙，陕西铜川耀州窑窑神庙中供奉的就是德应侯，因此，宜阳的德应侯庙也是窑工供奉窑神之处。烧瓷现场遗址当距此不远。
1977年河南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共同调查了窑址。窑址在县西一公里的三里庙。遗址范围不大，以烧青釉为主，兼烧白釉、白釉黑花及黑釉等品种。青釉共采集了一百七十件标本，光素者八十五件，鲂和花者十五件。刻花青瓷以花卉为主，先刻出花叶轮廓线，花筋叶脉叶脉以篦状工具划刻，风格与耀州窑完全相同；碗里满刻菊瓣纹的较多，也与耀州窑风格毫无二致。罐盖的盖面上刻百折纹的比较普遍，这类作品也见于耀州窑及临汝窑，但数量不及宜阳窑多。印花者以花卉纹饰为主，耀州窑、临汝窑所见的六朵缠枝菊碗这里也造，也有印牡丹及其它花卉的，花脉叶筋都以点、线点划，与临汝窑相同。碗外多刻线纹，从剖面看，线纹有三种：一种用半圆形工具刻出粗线；一种如耀州窑风格，先直刻一刀，然后再众旁斜剖，剖后线条具立体感；一种用尖状具划细线。钱缠枝菊纹除习见小碗外，大碗数量比耀州窑、临汝窑多，口缘较厚，名口下划弦纹一周。印纹中比较少见的为鱼龙纹，这种纹饰在河北曲阳定窑白釉印花瓷枕上见到过，在青瓷印花中尚属首见。印花大碗里心有印一阳文文字者，共有两种，一印“同”字，一印“吴”字。印“吴”字的，在临汝窑址也采集到一件。宜阳窑青瓷施釉稍厚，釉色比较多样，气泡比临汝窑的少。
临汝窑
根据严和店等三处窑址采集的标本，参照耀州窑址发掘出土的大量标本进行综合比较看来，临汝窑烧瓷时间应当始于北宋中叶，盛于北宋后期，延续到金代。严和店等三处窑址标本中看不到宋代早期器形标本，绝大部分盘碗属北宋晚期样式。从印花纹饰看，六格布局方法、水波纹、水波游鱼以及缠枝、折枝花卉纹，与黄堡镇窑址北宋晚期层所出的基本特征相同。严和店窑址采集的碗里缠枝菊、碗外刻线的小碗和碗里印长瓣菊花纹碗，都与黄堡镇北宋中期出土的相同。在临汝窑三处窑址中刻花标本只采集到三件，耀州窑刻花器始于北宋早期，盛行于北宋，成为北宋时期刻花装饰具有代表性的瓷窑；而临汝窑由于技术力量或其他原因没有生产多少刻花瓷器。从刻花装饰产品很少这一点来看，临汝窑烧瓷历史显然要比耀州窑晚得多。临汝窑盘碗胎稍厚，轮旋修坯较耀州窑草率，尤其表现在盘碗圈足部位，釉色青中闪绿较多见，与耀州窑的青中偏黄色调不同，施釉稍厚，气泡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