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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忧天下：范仲淹行新政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人。根据范仲淹自己所作的《续家谱序》称其为武则天时期宰相范屡冰的后代。

范仲淹两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他的母亲因为是小妾被正室逐出家门，无奈之下带着范仲淹改嫁。范仲淹二十九岁才归宗。 范仲淹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谥文正，好弹琴，尤其《履霜》一曲，人称范履霜。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教育家。祖辈世居邠州，后迁居江南，为苏州吴县人（今江苏省苏州市）。 年少的坎坷并没打磨掉范仲淹的意志，多样的经历反而让他对人间疾苦有了深刻的体会。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中进士。

庆历三年（1043年）八月，范仲淹拜参知政事（副宰相）。或许我们有这样的疑问，为何以范仲淹的才干不直接让他担任宰相？

因为仕途升迁受到时间和资历的限制。虽然他屈居参知政事，但却是宰辅机构中的决策者。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富弼和范仲淹一起作的《答手诏条陈十事》，送到宋仁宗手中。以此为标志正式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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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造士：胡翼之创教法

《答手诏条陈十事》围绕着官僚队伍建设和经济生产展开。关于官僚队伍的建设的措施有“精贡举”与“择长官”。早在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就注意到看似太平的社会，其实存在国用无度、百姓穷困等问题。他认为祸乱的根源在于州县官吏，要知道州县官吏是亲民官。

因此，“精贡举”和“择长官”可以说是庆历新政比较关键的措施。这两个措施的背后都需要一个途径去实现，这个途径就是“办学”。

范仲淹在庆历四年（1044年）发起的“兴学运动”的灵感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胡瑗。胡瑗（993年-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世称“安定先生”。著名的《宋元学案》第一卷《安定学案》就是关于他和弟子们的内容。可想而知，胡瑗在北宋学术史上的地位。胡瑗和范仲淹又同属于高平学案。

范仲淹对胡瑗的学识相当欣赏。景祐二年（1035年），苏州郡守范仲淹聘胡瑗为郡学教授。庆历二年（1042年），又应湖州知事滕宗谅之邀，任湖州州学教授。胡瑗在苏湖传授知识的过程中，开创了“苏湖教法”。所谓“苏湖教法”就是“分斋教学”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分科教学”。

据《宋史·选举志》：“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胡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他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

胡瑗还设主、副科，并且将民、兵、农、算等实用学科纳入正规学校之中，与经义斋处于同等地位，改变了以往以儒经为主的单一教学制度。这样分类的好处在哪？有利于培养专业性人才。真正贯彻了古代读书人所要达到的“通经致用”。

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各县建校兴学除了借鉴胡瑗的“苏湖教法”之外，还特别重视学校的兴建。

近代著名教育家郑观应先生曾经说过：“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本。”

要知道，古代读书人获取知识的途径实在是有限。知识的传递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老师的教学。

清代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提到：“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老师的教学需要固定的场所和稳定的制度，官方办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

对于学校的管理，范仲淹有自己的一套观点。首先，他十分重视教师的任用。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到教师的职责在于“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其次，他认为学校要有严格的纪律。

这种制度不仅是对于学生要严格要求，对教师同样也是。比如“训督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夜课诸生读书，寝食皆立时刻。往往潜至斋舍洞之。见有先寝者，诘之”。老师在对学生严格要求的同时，对自己的要求同样严格。

《宋史·胡瑗传》：“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最后，范仲淹认为学校的教学内容不仅仅局限于儒学，还应该涉及其他方面。就这点而言，和胡瑗的主张差不多是一样的。

为何范仲淹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因为建设学校的背后，涉及人才的培养。他坚持岁贡群士都出自学校，一方面来说更有利于考察学生的德行履历。

毕竟一个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老师多少还是比较清楚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国家对学校进行集中管理，有利于国家培养更多的人才。

据《胡先生墓表》：“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佑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仁宗以前的学术风气并不是特别理想，难怪范仲淹想通过兴学来改变。另外，“兴学运动”也符合宋朝“崇文”的基调，所以受到宋仁宗的支持。

《宋元学案·高平学案》中的一段话对范仲淹的“兴学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觉得十分贴切。

“睢阳戚氏在宋，泰山孙氏在齐，安定胡氏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挈，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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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之高：变法派斗小人

宋代社会文人间的战争从来都是没有硝烟的，用笔作为最锋利的武器。宋代有本笔记史料名字叫《碧云騢》，里面据说是关于宋仁宗时期一些有名大臣的黑料。我怀疑这本小书就是保守派为了攻击范仲淹等人编的。关于范仲淹的黑料有：

“范仲淹收群小鼓扇声势，又笼有名者为羽翼，故虚誉日驰，而至参知政事。上自即位，视群臣多矣，知仲淹无所有，厌之。而密试以策，观其所蕴。策进，果无所有。上笑曰：“老生常谈耳。”因喻令求出，遂为河东、陕西宣抚使，因不复用。后为邓、青、杭三州，专务燕游，其政大可笑。自谓已作执政，又知上厌之，不复收群小，笼名士，故底里尽露也。”

这段重点突出了范仲淹拉党结派，又名不副实，还有德不配位，把范仲淹批得一无是处。如果说《碧云騢》很有可能是保守派对范仲淹等人暗中发起的攻击。那么，夏竦对石介做的事可就是明着陷害了。

石介和夏竦的恩怨应该追溯到庆历三年。

据《宋史·石介传》：“会吕夷简罢相，夏竦既除枢密使，复夺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并为谏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作《庆历圣德诗》”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斥责了夏竦。

据《长编》记载，石介写了一封信给富弼，希望富弼行“伊周之事”。夏竦对石介写诗斥责自己怀恨在心，又想打倒富弼，就命令女婢头头学习石介的笔迹，学成之后，将“伊周”两个字改成了“伊霍”。

“伊周”的典故来自于《汉书》卷四十《张陈王周传赞》，指的伊尹和周公。“伊霍”则指的伊尹和霍光。商代伊尹放逐太甲，汉代霍光废昌邑王。夏竦陷害石介上书要富弼谋反。还好宋仁宗不相信这件事，没有酿成大祸。

保守派这么陷害，变法派当然不能毫无动作任人欺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朋党论》就是为了回击以夏竦为首的保守派。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提到君子和君子是因为“道同”而成为朋党的，小人和小人是因为“利同”而成为朋党的。

《宋史·欧阳修传》：“初，范仲淹之贬饶州也，修与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见逐，目之曰‘党人’。”

欧阳修的反击没有避开保守派所说的“朋党”，反而是开篇就是亮出主题，通过大量的史时说明小人之党和君子之党的区别，文章具有强大的批判作用，准确地表达了欧阳修的观点。 欧阳修 欧阳脩[注]（1007年8月6日[1]－1072年9月8日）[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曾积极参与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文学方面，欧阳脩成就斐然，是唐代韩愈、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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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之远：范文正居邓州

庆历六年（1046年），五十八岁的范仲淹到邓州任职。远离了京城，退出了中心舞台，居闲修养。这是范仲淹自己的选择。范仲淹给了宋仁宗卸下重任的理由，宋仁宗同意了。

范仲淹感受到了来自皇帝和朝廷的压力，知道自己再继续下去也是无所作为。范仲淹在邓州的时候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胸襟值得我们学习。

历时一年八个月的庆历新政最终失败了。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界认为失败的原因有：仁宗不坚定、新政自身的缺陷、保守派势力强大、触犯官僚集团的利益等等。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治”社会制度下无法改变“人治”问题。因为最基础的社会制度不变，在这样制度中的小修小补又怎么能够取得成功。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为了国家所作的贡献。范仲淹被称为是士大夫的领军人物，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一名官僚，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

• 参考文献：

1. （宋）梅尧臣：《碧云騢》
2. （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
4. （元）脱脱等：《宋史》
5. （清）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6.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
7. （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5月。
8. 诸葛忆兵：《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9. 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