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非惟文化，宋代的经济也是可圈可点的。尽管北宋给人的固化印象是“积贫积弱”，但商品经济的发展俨然是封建社会不可逾越的高峰。

神宗时，王安石主导的“熙丰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北宋王朝财政“积贫”的窘状，可好景不长，随着宋神宗和王安石的相继去世，这一“富国强兵”的努力也宣告失败。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病逝，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宋廷开始了一场波诡云谲的乱局。人常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哲宗朝可不是，那几乎是“一个年号一朝臣”，

新党、旧党交替得势，报应不爽是哲宗短短15年执政期最大的一个特点，各位大臣那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绕过谁”，激烈的党争之下，各项经济、军事政策也是朝令夕改，王安石时代为宋廷攒下的家当短短十五年就被祸祸了。

公元1100年，年仅24岁的赵煦病逝，由于赵煦无子，由其弟赵佶继位，北宋历史进入了徽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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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的财政改革

西线虽已罢兵，但军费还是要掏的，另外西夏、辽的岁币也是要出的，可府库这边却捉襟见肘，“神宗理财虽累岁用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佑非理耗散，又有出无人，故仓库为之一空。”

没钱！这对一个艺术家很不友好的，你让徽宗画一幅《济世救国图》尚且勉强能为之，让他增加财政收入，这题就超纲了。不要紧，自古君王遇到难题，总会有臣子出来为君上解围的，徽宗也不例外，不过解题归解题，拿不拿分两说，因为他找到的是蔡京。

（一）茶盐税改革

蔡京，字元长，蔡卞之兄，蔡卞是王安石姑爷，这样来看，说王安石对蔡京没有影响那打死也不能信。事实上在蔡京仕途的早期阶段确实是新法的拥护者，但不是坚定拥护者，于是在新党、旧党交替执政时此公也是起起落落，直到崇宁元年。

人说徽宗改元崇宁是崇尚熙宁之政，要走“绍述”的路子，其实主要是过不下去了。在徽宗的诏书中有提“宗室蕃衍，而无官者尚众；吏员冗滥，而注拟者甚艰。蓄积不厚于里阁，商旅未通于道路。廉耻盖寡，奔竞实繁。风俗浇漓，荐举私弊。盐泽未复，赋调未平。浮费犹多，贤鄙难辨。岁稍饥馑，民辄流离。”简单来说一个字，穷。不得已之下，启用了蔡京，开始新的改革尝试。

蔡京首要面对的就是经济问题，所谓穷病难治，民穷尚能靠救济，国穷奈何？那就得改革财政了。

首先王安石新法中的部分逐步恢复，主要是方田均税法、市易法和免役法，在内容上与王安石的新法并无太大区别，但操作上蔡京的政策更为灵活。但这还远远不够，蔡京又盯上了获利极大的茶与盐。

由于蔡京主政时四川茶已经实行禁榷，因此茶税改革主要针对东南茶。仁宗之后，茶法主要是官购商销，茶户与商家不直接联系，称为通商法，蔡京在崇宁年间三次改革茶法，易为禁榷制，也就是国家垄断。

改革后的茶法商家直接向茶户购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但是，你得有官府发给你的茶引，还得用官制的盛茶笼篰，买卖都得验证核销。通过控制茶引来实现对茶叶买卖的垄断，据《宋史》载“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斤。”足见茶税变革的价值。

食盐自古就是国家垄断的重要物资，蔡京对此也很重视。蔡京的盐法改革主要针对海盐，几次下令后变官搬官卖的直接专卖为一种类似茶叶专卖的制度，商人先向官府购买盐钞，再到产地买盐，称为钞盐法，又通过裁定买官盐价，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除茶盐外，蔡京对酒课也有变革，几番动作之后，大大增加了北宋的府库收入。

（二）币制改革

荀子说要开源节流，但如何开源他没说，那就得众人自己解决了。众所周知，最快的来钱方法莫过于自己印，那开个印钞厂哗哗的都是钱（当然要注意通货膨胀问题）。

但在宋朝行不通，因为宋朝花的是铜钱，基本上一枚铜钱就是一钱（5克）铜的重量，算是足值货币，虽然也有交子，但那流通起来和如今的纸币也不能相提并论。宋朝就算开足马力铸造铜钱还是时不时出现“钱荒”，到元丰年间甚至可以达到年铸货币506万贯（太宗至道中岁铸80万贯）。

还是不够。商品经济，没货币怎么搞？

蔡京针对这个现象采取的是最为直接简单的办法，就是铸钱。铸钱其实并不难，主要困难在于铜不够，那不要紧，铸大钱，“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十一月又令“江、池、饶、建州、舒、睦、衡、鄂州八钱监依陕西样铸当十钱”。

自此宋朝百姓又有了“十块”面额的货币，钱不够花的问题一举解决，铜还是原来那些铜，但币制一改立马钱荒的问题就解决了。

北宋钱制中还有铁钱的存在，顾名思义，就是铁铸的钱币，由于原料铜的不足，铁钱作为铜钱的一个重要补充，在四川、陕西一带长期存在，后来随着“钱荒”的加重，流通范围有所扩大，铁钱和铜钱可以按一定的比例兑换，庆历年间的比例为小铁钱三兑小铜钱一。为解决财政收入不足的问题，蔡京抓住一切可利用之资，大力鼓铸铁钱，这一时期铁钱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

除此之外，针对铜产量不足的问题，蔡京先生还鼓励铸造夹锡钱。也就是改变钱币材质里的原料比例，往里面夹的其他金属多了，所耗费的铜、铁也就少了，可铸造的钱也就更多。

据称夹锡钱的铸造最开始是为了防止契丹和西夏拿宋代的铁钱回炉造兵器，“夹锡钱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诏从之。”

蔡京发现了这里面的商机，非但在铁钱里夹，铜钱里也夹，但面额不变，这样钱的面值总量就大大增加了。通过这些举措，北宋的国库迅速充实，人称“天下赋入数悉倍于前”（《宋会要辑稿》），徽宗即位初期的财政窘况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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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的诸局所

在此一番经济改革下，徽宗治下的北宋王朝由于财政收入倍增，精神也为之一振。在对西夏的战事上节节胜利，接连收复了湟州、廓州、临洮等地；在对辽方面于宣和五年联金灭辽，也算开疆拓土。

内部则是一片繁荣景象，《东京梦华录》描绘开封“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北宋国库这一时候是真有钱，可这男人一有钱就变坏，那是真真的。

在“中外靖绥，年谷登丰，礼乐明备，百志用成”（《宋大诏令集》）的自我认知下，昔日开拓进取的徽宗膨胀了，外加一干大臣的阿谀，他完全飘了。将以往有的，结合自身兴趣，发展起一套专门负责自身享乐的机构，统称诸局所。

一个膨胀了的有钱人此时头脑里想的只有挥霍，但宋徽宗不是暴发户，应该算是有钱的“文艺中年”，从他的奢侈享乐就可以看出来，人家是玩“花石纲”的，对的，就是《水浒传》里杨志丢了的那东西。照理这玩意儿不该和财政扯上关系，但你要是细捋一下就会发现这东西和赋税千丝万缕的联系。

徽宗掩盖不住的艺术气息让底下的臣子也不由受到了影响，应奉局、御前人船所、应奉司等机构纷纷建立。这些局所可不是白成立的，那是要征收的，虽然不是征税。应奉局主管“花石纲”，征的是奇花异石；造作局负责天子玩物，征的是象牙、犀角；行幸局就更厉害了，征的是处女。这些东西逐渐也成了类似赋税一样的必须缴纳的贡物，是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朱勔、李彦就是巧取豪夺的代表）。

这些东西，虽然诸局所负责人向下搜刮的时候通常是无偿征用，但是跟徽宗汇报的时候那都是往高了要价的。皇帝当然是不会出钱的，这一大笔支出自然要由国库来承担。

宋史载朱勔“指取内币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为这大笔的支出宋廷甚至专门辟了一个财政系统出来，是为诸局所钱物，成为与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并行的新财政体系。

除却搜刮的贡物不算，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徽宗君臣还设立以增收赋税为目的的拓田机构，西城所、公田所等机构应运而生。杨戬授意将农民自拓的荒地没收为公田，自汝州不断扩大，搜刮了大量的民田。基本操作模式是抢民田（交代不出合法来源的土地）——租给农民——收税，这是净赚的买卖啊，又是一大笔收入。诸局所就在蔡京“丰亨豫大”的鼓吹下一点点透支着大宋子民的膏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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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宗朝的危机

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规律，竭泽而渔式的强行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对于北宋来说，铸钱这个途径对于改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但是，这币制一改革使原本足值的货币不足值了，这就麻烦了。要知道宋代的铜钱是没有防伪的，官府能铸，铁匠也能铸，这就坏事了。

据算，铸一枚当十大钱（十元）费料不足小平（一元）的三倍，这简直是暴利，就算是熔四个小平铸一个当十也是赚大发的。

于是一时间“游民之手，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息，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

“自行大钱，抵冒者多当十钱不便，私铸寝广时钱币苦重，条序不一，私铸日甚。”

平白出来那么多钱，货币系统就崩盘了。

外加徽宗性好奢靡、挥霍，用于享乐的花费就十分惊人，财政体系里诸局所钱物、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四个系统之间“讲画衰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宋会要·食货》），外加蔡京的盐、茶法改革的一大特点是聚财富于京师，对民间的搜刮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百姓深受其害。

但徽宗是不知道的，他看到的只是京师财富众多，于是就敞开了花，仅徽宗用来挥霍这一项支出就岁耗惊人，北宋重又陷入新的财政危机。

徽宗时代对于财政增收所做的努力其实是颇为有效的，蔡京的茶盐税法南宋、明代都有继承，可见此法还是可行的。只是目的有些出入，同是与民争利，王安石是为了富国，而蔡京是为了富家。富家富的是天子家（当然顺带也富了奸臣家），这就造成了徽宗时代虽然财政收入剧增，但是北宋政府仍旧积贫，甚至造成更甚以往的经济危机，最终引发社会持续的动荡与反抗，爆发了多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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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大事记

• 参考资料：

1. 马端临《文献通考》
2. 脱脱等《宋史》
3. 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4. 徐松《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