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消息！好消息！英国高校 TOP2之一的剑桥大学宣布接受中国学生的高考成绩。从此以后留学剑桥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拿不到心仪的offer了！（毕竟只要我成为全省的前0.1%就可以……）

近日各大主流媒体报道了剑桥大学认证中国高考成绩的消息，部分媒体将其解读为“剑桥欲与清北高校争夺生源”。

几月前剑桥校长杜思齐到访北大，与北大校长郝平就双方校际合作会面讨论。剑桥针对中国生源的连续动作引发网友热议，不少人喜滋滋地表示“感谢剑桥为我报考清北减少竞争力”。

但就剑桥官方给出的回复，承认中国高考成绩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而从招生角度来说，这只是为中国学生打开的一扇小窗。透过这扇窗，学校能初步了解学生在校水准，但他们也希望看到更全面、更优秀的候选人。这些需要通过高考成绩以外的综合指标来体现：包括你各科目的成绩、学业水平测试，以及SAT、AP（Advanced Placement Tests）的测试结果。

当然除此以外还有不可规避的英语水平成绩：

雅思分数线7.5分，单科不低于7分；

托福分数线110分，单科不低于25分；

目前除了剑桥大学，承认中国高考成绩的还有伯明翰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邓迪大学、莱斯特大学和卡迪夫大学等五所高校。

高考成绩是衡量学生知识水平的直接数据，我国统一的高考制度从1952年设立，因不可抗因素中断以后，直到1977年才最终恢复。中国人对高考有特殊的感情，这种特殊感情有历史来源，它的前身就是流传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这套刷人模式究竟有着怎样的生命力，竟能经历1300年的风云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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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一开，人才尽来

科举制作为公务员考试的雏形，正规的人才选拔从隋文帝杨坚开始。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帝王，杨坚在隋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开创了科举制度，该制度规定各州每年向朝廷送选三个人才，参加秀才、明经的考试。通过的人合理成为国家公务员，剩下的打道回府，努努力兴许来年还能再续前缘……

后起之秀隋炀帝杨广又在老父亲的基础上扩展出了进士和明经科。进士考法和今天的命题作文颇有相似，需要按照指定题目创作诗赋。明经考法稍微多样，包含古诗词填空和经文问答，和今天的语文考试如出一辙。

除了推动科举，杨广还主导开凿了大运河。使之成为古时连接南北、经济流通的重要渠道，但是他骄奢淫逸，耗费国库建造了许多富丽堂皇又无用的宫殿，让老百姓喜欢来。

隋朝的秀才非常难考（和明清的秀才截然相反，明清秀才是科举最低等级的考试），以至于在隋末的十多年里全国上上下下只出了十余个秀才。到了唐代，这种尴尬情况也不见得有何进展，顾炎武的《日知录》回顾了唐朝秀才的录取情况。

《唐登科记》：武德至永徽，每年进士或至二十余人，而秀才止一人二人。

武德五年（公元622年）到永徽元年（公元650年）二十九年间，每年考进朝廷的秀才仅一两人，当时的秀才才是真正的金贵之躯。

洛阳这个地方和科举关系紧密，隋炀帝迁都洛阳之后，在隋文帝的基础上正规了科举的取士，一百多年后诗圣杜甫在这里参加进士考试，但遗憾落第。

在科举出现之前，各朝也有人才选拔的方式。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是科举的前身。察举制是汉朝兴起的人才选拔制度，侧重考察士子在考场外的表现，考试变成附加条件。

魏文帝曹丕设立的九品中正制度，则是采用区域推举，各地按出身、品德选人才，当地中正官担任主要推手，最后由司徒正式任命官职。这就容易形成徇私舞弊、上层阶级同流合污的社会惨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士族势力日益强大，让当政者也不由得心慌慌。到后来，九品中正制毫无公正性可言，老百姓、士族、帝王的利益分化，自然要出问题。隋朝率先解决了这个问题。

之后唐朝的科举比隋朝更加成熟，考试科目也更加全面。我们的女帝武则天（时为武周）首先将武举引入科举制度里面，文人武士齐头并进，军事、政治两手都抓，这才是社稷走上正轨的重要指标。参加武举的考生由兵部主考，进行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跤等体能测试，最后根据各自展现出来的武力值安排去处。

几轮考试下来，终于迎来科举最后的重头戏——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面试，是科举中最高级的考试，有时候也可能由皇帝委派大臣进行最终回评测。殿试录取分为三甲，一甲前三名是为状元、榜眼和探花，这三人被赐予“进士及第”的称号，身份显贵，前途无量。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称号，三甲若干，赐“同进士出身”称号。

不要以为都走到殿试这一轮了，下一步就能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你想得真美！刁钻的历史无比坑爹，谁能想到经历了无数轮的battle，状元爷居然也会败在颜值上面？难不成皇帝还是个颜控？

没错，还真是，而且这样的皇帝还不止一个。明朝正德皇帝就因为不满意舒芬的长相，差点撤销了他状元的身份，还没机会穿上朝服一展身手，就一朝回到解放前，这戏剧性的面圣经历也真让古人心惊胆寒……

除了正德的颜控，永乐也有点相似的毛病。他曾因为状元孙曰恭的名字“曰”“恭”二字连成“暴”，寓意不吉利，而换了人。这种情况还很多，有人因为字写得不好看，考取的名次被改，所谓公平，实现起来似乎远比想象中困难……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发展得足够完善和成熟，与试者与日俱增。飞黄腾达不看天命，仕途成败在此一举，寒门弟子终于看到了逆天改命的希望。

于是科举成为具有一定公平性的公务员考核。由于与试人数众多，刷人的流程也迫不得已增设几轮，当时的人想出用地方上的考试首轮刷人，这就衍生出了乡试。

乡试之后便是会试。会试是中央地方的考试，但地点不局限在京城，在地方，县府，省等都可举行。明清时每三年在京城举行一次考试，因在春季举行，会试也叫做春闱。

科举是有着千年历史的国家公职人员考核制度，在不断的进化演变中，影响力也呈区域化扩散。日本、朝鲜、越南都曾效仿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中国的科举则是在清朝末年（1905年）彻底取消，尽管科举已经消失百年，它还是给今天的公务员考核制度树立了典范。

日本实行科举的历史较短，越南和朝鲜维持了八九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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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变命运？

固然，作为古代（尤其是在明清）进入官场的重要通道，科举的地位远高于今天的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当时人眼里对中举改变命运这件事坚信不疑，回忆下《范进中举》的故事你就了然。

范进从二十岁开始，参加了二十多次科举考试，一直考到五十来岁，才终于上榜。此前他被老丈人嫌弃，做人像个缩头龟，唯唯诺诺毫无底气。

待他一朝成了举人，精神气都不一样了，老丈人不叫他“癞蛤蟆”，改叫文曲星下凡了，就连那救命的巴掌都需旁人力劝，喝了酒壮了胆，才敢诚惶诚恐地拍到范进的身上。

这就是所谓同人不同命，没中举这回事，范进就还是那个穷酸腐儒，是丈人眼里那个不争气的“穷鬼”“现世宝”。

范进得知中举消息后陷入疯癫，显些丧命，幸得岳父一巴掌给救了回来，中举以后前来搭讪、献殷勤、送吃食的街坊邻居也多了起来，中国人似乎自古就对“套近乎”“溜须拍马”这些事有独特技巧

科举不仅能改变命运，它还能成就爱情。旧时小说、戏本里常见此类情景——寒窗苦读数十载的才子进京赶考、功成名就，最终与两心相印的名门女终成眷属。

元代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你或许有所耳闻。在普救寺借宿的书生张生与同住寺里的相国之女崔莺莺互生爱慕之心，但二人身份悬殊，恋情才冒了个苗头就被崔家人全票否决，只有一个红娘从中周旋，为两人约会打掩护。

待得张生折桂而归，崔家没人再敢反对和状元爷的亲事。张生从落魄子弟一举金榜题名成为状元，身份终于能和相国之女门当户对，最终顺利抱得美人归。这不是一桩“科举拯救爱情”的经典案例吗？

古人所谓三大乐事——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也算是有理有据。但名落孙山的人，是否就一定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呢？未必见得。

大诗仙李白就没参加过科举，不也凭着一身才气，成了皇帝特批的翰林待诏。李白家里从商，按照当时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商贾人家是不能入仕的，况且他志不在仕途，反向往大好河山、江湖漂泊，人各有志，也不见得非要靠科举才能成事。

李时珍也是几度落榜以后转头学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假设他当初中举，仕途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焉知世上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第二个李时珍写下《本草纲目》抑或是《养生大保健》呢？

参加科举虽是通向官场的首选路径，却又非扬名立万、名垂千古的唯一方法。无论是古代的科举，还是今天的高考，此理亦然。毕竟马云爸爸高考考了3次才靠英语单科上了大学，最后不照样成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