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人发现南美洲前，如今阿根廷的地域内，生活着无数农耕和游牧部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早期居民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或部落，因而政权也极为分散。
1502年，来自佛罗伦萨的航海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首次踏足南美洲南部的领土，关于阿根廷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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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建国渊源，从一个入海口开始
大量金银及物产资源在南美洲被发现，使阿根廷境内的重要入海口拉普拉塔变得热闹起来。18世纪，源源不断的出口贸易，使这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商业区域之一。
为了加强王室对殖民地的控制，并让殖民地的行政体系更加有效率，西班牙进行了著名的波旁改革。改革后，如今的阿根廷从原本的秘鲁总督区分离出来，形成了新的拉普拉塔总督区，如今阿根廷疆域的雏形基本形成。
拉普拉塔总督区疆域
管理体制上，西班牙引进了法国管理殖民地的检察官制度。这次改革避免了原本总督制管理下，官职买卖猖獗、当地土生白人失控壮大等问题。1776年，拉普拉塔总督区设立了8个监察区，各辖区的监察官行使着省级行政长官的职责。具体权限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决定公共工程的兴建，以及管理经济、财政和防务。监察区的建立极大地削弱了总督和市议会的权力，并且监察官都是绕过总督由王室直接任命，王室由此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力。
拉普拉塔河口湾与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看似稳固的殖民政策，在施行了近40年后，随着西班牙的衰落而土崩瓦解。1810年，西班牙国王被拿破仑推翻的消息传到了拉普拉塔总督区。抱着“国王都不在了，还留个总督管我们干什么”的心态，人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成立政务会，推翻了自己的总督（参见：阿根廷五月革命）。一年后，图库曼议会通过了《独立宣言》，拉普拉塔联合省成立（阿根廷独立初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从一个出海口“开始”的阿根廷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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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诸省与考迪罗政治
建国最初的几十年，阿根廷经历了相当混乱的政治局势。
究竟是建立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还是成为一个各省相对独立的联邦制国家，阿根廷内部的集权派与联邦派之间争论不休。总体而言，就是长久以来占有中心地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人），想要领导拉普拉塔联合省里的其他势力，但是这些内地诸省（内省人）却更希望自己领导自己。
在僵持不下的争论中，一个铁腕人物出现了。
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拉丁美洲第一个考迪罗主义独裁统治者。所谓考迪罗（Caudillo），即“以暴力攫取并靠暴力维持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独裁军人”。在西班牙殖民中央统治权威崩溃后，独立出来的拉美国家产生了五花八门的民族英雄、革命家、独裁者，罗萨斯便是他们中的“佼佼者”。1829年，罗萨斯成为阿根廷军事和政治最高领导人后，很快便清除了“杂音”，建立起阿根廷邦联。
20阿根廷比索钞票上的罗萨斯肖像
阿根廷诸省成立的松散邦联，未设国家元首。在对外关系上，由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管理外交事宜。1852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脱离邦联，成立布宜诺斯艾利斯邦。于是阿根廷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直到1861年，布宜诺斯艾利斯邦击败原邦联，阿根廷才重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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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平静后，又迎来“臭名昭著的十年”
19世纪80年代，罗卡将军成为阿根廷总统，并最终结束了长达近70年的“港口人”与“内省人”之争。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正式纳入到联邦体制之中，阿根廷也终于成为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
稳定的政局为阿根廷带来了腾飞，1880-1930年间，阿根廷曾一度依靠农产品出口成为全球TOP10的发达国家。
可惜的是1930年，全球经济大萧条，阿根廷政治环境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出现军人、文人交替执政的混乱现象。在这段“臭名昭著的十年”中，阿根廷政坛选举舞弊的丑闻不断，甚至在何塞·费利克斯·本尼托·乌里布鲁的领导下，走上过法西斯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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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与庇隆夫人
除了从一个出海口发展起来的政治中心外，阿根廷政坛的另一特色也许当属长时间笼罩着的国家恐怖主义。
阿根廷的国家恐怖主义，与上文中提到的大人物罗萨斯有关。在国家独立之初，罗萨斯暗杀了许多与自己观念冲突的政敌，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在后来成为了一种“传统”。
1976年到1983年是阿根廷右翼军政府国家恐怖主义的巅峰期。这一时期，豪尔赫·拉斐尔·魏地拉（Jorge Rafaél Videla）、罗伯托·爱德华多·比奥拉（Roberto Eduardo Viola）和莱奥波尔多·加尔铁里（LeopoldoGaltieri）所领导的军政府不合法地逮捕、拷打、杀害，导致9,000名（此值确认为已经遭到杀害的人数）至30,000名的阿根廷人消失。
军人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五月广场（Plaza de Mayo）上发生的爆炸案
在长期混乱的政局与国家恐怖主义的“衬托”下，平民出身的政治人物庇隆夫人（Eva Perón）便成为了一股清流。
1946年，这位“第一公关”通过亲近工人阶级，助攻丈夫胡安·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成为第29届阿根廷总统。丈夫当选后，庇隆夫人积极出面履行竞选时候的诺言。她为穷人修住房、建学校、医院、养老院，为穷苦大众、失业人员、单亲家庭、未婚母亲、无家可归者、无所依靠的老人们谋福利，为妇女争取参政权。
在阿根廷平民心中，庇隆夫人不再仅仅只是“第一夫人”，而恍然如救世主一般存在。尽管这种过左的政策后来发展成为“庇隆主义”，也就是被西方诟病已久的“民粹主义”，但这也丝毫不影响庇隆夫人在阿根廷人心目中的地位。
1952年，年仅33岁的庇隆夫人因病去世，近70万民众聚集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为其送行。一时间，整个阿根廷都在为这位传奇政治人物的离世而哭泣，著名的歌曲《阿根廷别我为哭泣》叙述的便是当时的场景。
从一个入海口开始，阿根廷经历过凄苦的被殖民时期，承受过军人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在荆棘丛生的政治环境中，最终成为了一个世人所熟知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