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经济深受法家关于社会财富“国、民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主张重刑重税，重赋敛以富国穷民，因此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过重的税收和大量劳动力被征用，也是导致秦朝农业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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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耕战与重税

商鞅废井田、按亩计征之后，秦国的经济体制全面转入“耕战”，农业生产和对外战争并重。统治者建立了以农业生产支持对外战争，以军功授爵赐予土地的社会内部循环。

为了深化这种循环模式，也为了增加中央税收，秦始皇下令地主、自耕农自己呈报实际土地数（黔首自实田），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承认土地私有制。

这个命令让原秦地之外的地主阶级，也开始疯狂收买、兼并土地。而土地被兼并的农民，则不得不以“见税什五”的苛刻条件耕种地主的田。

当然，政府也对农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政策安抚，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与向国家缴纳的赋税相等；努力耕种者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向国家缴纳一千石粮食，就可以得到一级爵位等等。此外，秦朝还鼓励耕牛的养殖，规定在每年四、七、十月和正月评比耕牛，对成绩优秀的农民，给予赏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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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双本位制

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为实行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首先统一货币单位与货币铸造权。秦政府废除其余六国的旧货币，在全国推行法定货币“秦半两”，并制定以黄金为上币，铜钱为下币的双本位制货币制度。这种制度间接否定了以实物“布”作为流通物的地位，使得国家在进行财政审核时更加明确高效。

由于秦朝奉行法家的“严刑治国”思想，加上秦始皇本人的铁血手腕，秦半两得以在其他原六国区域顺利推广。

秦朝的货币铸造权由政府掌握，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历代王朝。掌握了货币的铸造权，统治者就可以以货币为财政手段，调控物价、影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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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审核：“上计”与太仓

秦朝在财政制度上沿袭了始于西周的“上计制度”，这是一套严密的、自下而上的财务审核系统。

每年年底，由各郡县派专人（上计吏）将这一年的财政支出、吏治情况向中央报告，中央派专人（御史大夫）进行审计。这是法家为秦朝设计优化的，中央对地方实行集权管理的有效途径。

仓储系统本是封建社会建立在各地的粮仓，以备饥荒等不时之需。秦代的仓储系统，与其他各个时期的略有不同。储备的粮食多为宫廷消费和军事征伐准备，明显缺乏赈济社会的功能。

秦朝建立后，军事行动不断：进攻百越、讨伐匈奴。军粮的运输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秦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耗费巨大人力、财力来修建驰道。在进攻百越的时候，为了方便军需物资及时运送到岭南，秦始皇又下令开凿了灵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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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发展：迁徙富人建设大都市

虽然法家主张“重农抑商”，但事实上，秦朝的手工业和商业还是有较为充分的发展。秦统一以后强制“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全国商人被迫离开故乡，舍弃自己的产业。秦政府不仅顺利将其田产地契收为国有，还以最粗暴直接的方式，增强了都城咸阳的经济实力。

秦朝的商业都会大多在交通便利之处，有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而驰道和漕运将各个都会集市连接起来，形成庞大的经济整体。秦朝的手工业分官营和民营两种，其中秦朝最重要的手工业是冶铁业，在战国后期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秦政府为此专门设立了管理铁器生产和使用的官吏，如秦简中的左采铁、右采铁等。秦曾经把一批六国的冶铁工业者迁到巴蜀、南阳等地，促进了冶铁业的发展和商品市场的活跃。

不过，基于法家“重农抑商”的基本主张，和政权安全性的考虑，秦朝强制推行盐铁国营。

而且，民众的生活用具大多数是由民营制陶厂生产。秦都咸阳附近的咸亭，是民营制陶作坊的聚居区，咸亭所属的17个里都是密集的民间独立制陶作坊。由此可见，当时私营制陶业已经很发达。

此外，秦朝也会与海外进行犀象、玳瑁、银铜等物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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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成为商品经济绊脚石

法家思想认为轻赋敛会导致百姓懒惰，重赋敛才能使百姓勤劳。所以秦代赋税苛重，加之“重农抑商”的思想对商人进行打压，收取高额关税和租金，商人破产之后还会被强行充当国家苦役。这些政策导致农民的社会地位一度高于工匠和商人。

除了受到重视的第一产业——农业，秦朝的青铜业、冶铁业、漆器业也十分发达，同时纺织业、造船业、建筑业、煮盐业等领域也有很大的进步。遗憾的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扩土开疆、大兴土木、徭役过多过急，整个秦国成为徭役的监狱。秦始皇晚年间更是为追求长生不老的仙道耗资出巡，大规模的财政支出，加上严苛的徭役和赋税制度最终使秦朝只经二世即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