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沉醉在长城的巍峨雄壮时，谭纶和戚继光两人的名字不该被忘记。我们现在看到的从八达岭到山海关的长城，是经这两个人筹划建设的。

明朝初年，为加强对北归元人的戒备，明军北部的防守重点主要在一些险要关隘上，被称为边墙的长城年久失修，起不到阻碍外敌入侵的作用。正统元年，给事中朱纯请求修筑边墙。总兵官谭广说：“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余里，工作甚艰难，不若益墩台瞭守。”于是，只在今河北赤城等地修建了二十二个烟墩。

嘉靖年间，“蓟镇之患不已”。俺答骑兵数次入寇，有一次甚至到达东直门城下。兵部官员对皇帝说，大同、陕西、宣府等处，都有险关可据，“惟蓟独无”，渤海以南、山陵以东，有七十余里的平漫地带，“宜筑墙建台，设兵守”。皇帝同意，但是当时“兵力孱弱”，“边墙虽修，墩台未建”，绵延两千里长的边墙，“一瑕则百坚皆瑕”，形同虚设。

直至隆庆初年，朝廷将谭纶、戚继光调到北方，情况才起了变化。

谭纶和戚继光在东南抗倭共事，并称谭戚。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宜黄人，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后任台州知府。谭纶虽是文人，却“沉毅知兵”，懂军事。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安徽定远人。其父戚景通，历官都指挥使，署大宁都司，为省级最高军事长官。戚继光“幼倜傥负奇气，家贫，好读书”，嘉靖中，接替父亲，被荐为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抗倭，后改为浙江都司佥事。

朝廷所以将这两人调到北方来，是看中他二人在抗倭中显示出来的军事才能。在当时，东南沿海一带遭倭寇侵扰，为害已逾二百年。嘉靖四十二年，谭纶、戚继光与总兵官俞大猷合军，平定了浙闽倭患。

隆庆元年，谭纶被调进兵部，进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

隆庆二年（1568）五月，戚继光调来北方，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不久，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蓟州、永平、山海诸处。

谭纶到任后，发现有军纪不严的问题，推荐让戚继光负责练兵。戚继光一边练兵，一边研制兵器、制定战法，组建了兵车营，研制了拒马器，又开发了一种名为“筤筅”（音“狼险”）的兵器以对付骑兵。实战证明，新的战术和兵器确实有效。“寇入青山口，拒却之”。

戚继光向朝廷提出修筑跨墙敌楼的建议。他说，光建边墙，“岁修岁圮，徒费无益”，应跨墙修筑楼台，台中可驻百人，内可贮存铠甲兵器粮食。

戚继光的建议得到了总督军务谭纶的支持。谭纶提出了一个更为细致的方案：东起山海关、西止镇边城（注：在居庸关西灰岭口），将边墙加厚，两面都设垛口，使之前后都能御敌；每隔七八十个垛口置一小门，铺设阶梯以供上下；加筑墩台。地势平缓的可隔百步筑一座，险要处隔五十步或三十步筑一座。每座墩台可容五十个士兵，住在台上轮番瞭望，有敌情时便分头防守。墩台的位置依山势而定，建于外突内曲之处，“突者受敌而战，曲者退步而守”。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须筑三千座。每年修筑一千座，三年完成。

谭纶、戚继光的方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当年秋季没有敌情，遂命士兵按图施工。三年后，三千跨墙敌楼建成，使长城更加坚固，防御能力亦大为增强。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雄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