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西周终结了神秘而阴森的殷商，在周王室和周公的设计下，中国社会第一次以礼乐制度建立起一套美妙、严整的社会规范，并带来了让孔子等思想家神往不已的治世。对周礼的膜拜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史，但是吊诡的是，我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一直非常模糊，西周的史事常常与传说混杂，晦暗不清在近代之前，我们对西周历史的认识是相当粗浅的，除了第一手的《尚书》、《逸周书》的某些篇目，只能依赖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成书的《春秋》《左传》《礼记》以及《史记》等史料捕捉西周的只鳞片爪，而这些后世史料往往已经混杂了后世对历史的理解和臆想，读起来往往无法真正理解历史的原貌，殊为遗憾。

我们知道，在西周末期犬戎入侵之后，西周的都城丰镐受到了严重的毁坏，在后来春秋时期洛阳的东周小朝廷也频发内乱，这些劫难让大量西周的典籍史料在动乱中湮灭而无从考证。所幸，西周还留下了大量的青铜礼器，这些青铜礼器上留下的被称为金文的铭文作为第一手历史资料与青铜礼器在考古发掘中一同再见天日。近代对金文铭文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感谢王国维、郭沫若、唐兰、杨宽、李学勤等大家的论述)，并结合现在的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知识进行解读，让我们能够比前辈史学家更接近真实的西周。我将通过几篇小文，运用最新的金文释读成果，为大家带来一些与传统史学叙事不同的西周历史和制度解读，希望对大家理解这个时代有所裨益。

第一章 召氏青铜器与公伯

在过去我们对西周时期制度的认知中，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为核心的贵族制度深入人心，并成为后世设计爵位制度的准绳。我们对五等爵的了解大多源于这么一段话“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万章》”在《孟子》中，天子之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等差排列，显示出一种严格、清晰的等级，常常为后人所称道。但是，在后世的研究中，许多历史学家如王国维、傅斯年、郭沫若等就认为，五等爵制过于严整和理想化，突兀地出现于国家形成的商周之际颇难令人信服。并且阐述五等爵制的历史材料大多出现于春秋、战国之后，难免混入后世史家的理解，例如郭沫若就说过：“西周的爵位……许多记载都是出于后人的想象，所谓‘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级并非事实，无论商、周都没有严格的五等爵制度。”那么，西周的五等爵制是不是存在呢？我们不妨求诸于青铜器铭文。在西周初期，最重要的人物莫过于周公、召公和齐太公，本文就从召公入手破解五等爵的密码。在史记中，召公是武王克商之后最重要的贵族之一，史载

“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脩文王绪业。——《史记·周本纪》”“ 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

在后世的解读中，召公为公爵当无疑义。那么在金文中呢？召公是否也是“公”呢？在太史友甗的铭文中，这一点也获得了实锤：

“太史乍作召公寶尊彝。——太史友甗“

此器证明，召公在西周初期确实被称为“公“，那么，这个“公”是否就是“公爵“的”公“呢？另一件和太史友甗同时出土的青铜器的出现让这个问题蒙上了一层迷雾。在一件同样为西周初期的青铜器中，铭文载

“唯九月既生霸辛酉，在燕，侯易宪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尊彝”

意思是九月上旬的辛酉日，在燕国，燕侯赐名为宪的贵族贝壳和青铜，宪感激燕侯的美德，用这些青铜铸造了祭祀召伯父辛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七器“中的伯宪鼎，在清代晚期出土于山东寿张，不幸的是，伯宪鼎后来流散而不得见，所幸其铭文被著录下来。在伯宪鼎的铭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受祭祀的人是召伯父辛，难道召伯和召公不是一个人吗？或者难道召公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公爵，而是伯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再请出下一件器物——燕侯旨鼎。

“匽(燕)侯旨作父辛宝尊。”

这件器的器铭就非常简单了，燕侯旨铸造青铜礼器用于祭祀已经过世的父辛。

以燕侯旨鼎与伯宪鼎对读不难发现，召伯父辛就是燕侯的父亲父辛。我们知道，燕国世系开始于召公的次子，理所当然，在整个燕国历史中，燕侯称召氏家族的宗主为父的情况只存在于召公和第一世代的燕侯之间。(实际上燕侯旨应该是第一世代的第二位燕侯，80年代，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出土了燕侯克的大墓，燕侯克才是第一位燕侯，而燕侯旨应为燕侯克的弟弟，同样是召公的儿子。)

于是，我们可以说，召公同样可以被称为召伯，而以召公在成康时代巨大的影响力，其公爵的爵位被降为伯爵的可能性极小。实际上，召氏在召公奭之后再也没有被称为公的金文记录(史记则有)，在整个西周历史上，其称谓都为召伯：

六年琱生簋

唯六年四月甲子，王才，召伯虎告曰：余告庆……——六年琱生簋

召伯虎盨

召伯虎用作朕文考……——召伯虎盨

这位召伯虎就是《诗经·大雅·江汉》”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中的召虎，可见，在西周晚期，召氏族仍然拥有巨大的权势，成为周天子南征江汉的军事主官，更加不可能是被夺爵失势的没落氏族了。

所以，从召公氏族的例子来看，至少在召氏族中，“公”仅称召公奭本人，而召公奭本人同样可以被成为召伯。“公“这个高贵的称呼，并不随着召公的血脉继续传递，召公的后人正常的称呼也还是“伯““那么，所谓的“公”、“伯”到底是什么呢？

第二章 谁是“公”

在西周所出的青铜器铭文中，“公”分两种，一种是死称，一种是生称。

死称就是纪念死者的铭文中，对死者的称呼，例如：

利簋

“……辛未，王才阑师，易有司利金，作檀公宝尊彝。”——利簋

利簋是周武王伐纣之后的第七天，在郑州的军队中赏赐官员“利”的见证，作器者是“利”本人，檀公是“利”死去的祖先，“利”用武王赏赐的宝贵青铜作器祭奠祖先，可见这里的“公”是对死者的尊称。

第二种，就是活着称公的，这一类称公的包括：周公、召公、毕公、明公、益公、毛公、同公、武公等。

这类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王廷中掌握要职，执掌西周的政府中枢——卿事寮和太史寮。

例如

令方彝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夨告于周公宫，公命告同卿事寮……”——令方彝

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八月甲申，天子命周公的儿子明保全权管理三事(司马、司空、司徒)和四方事务，领导卿事寮机构。丁亥日，明保命令夨在周公的庙报告神灵，同日，已经称“公”的明保在卿事寮发布命令。

“公大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作册䰧卣

在这两个例子里，称公的是卿事寮之首明公和太史寮之太史。注意，这里明公告于周公宫，也就是供奉周公神位的宗庙，说明这里周公已死，是死称。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拥有公爵的贵族才能担任政府首脑”呢？并不是，反驳这样的论点只需要班簋铭文就行了：

“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伯)更虢城公服，(屏)王立(位)，乍(作)四方亟(极)，秉緐、蜀、巢令，易(赐)铃(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呈戈人伐东或(国)戎。咸，王令吴白(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班簋

在班簋的例子中，天子令毛伯接替虢城公的职事，而在下文中，又称毛伯为毛公，显然，毛伯在晋升接替虢城公的职事之后，也同样获得了“公”这个称号。同样，“公”这个称谓也不是世袭的

毕伯克鼎

“畢伯克肇乍(作)朕丕显皇且(祖)受命毕公䵼彝，用追享于子孙永宝用”——毕伯克鼎

毕公是成王时太史寮的公太史，而他的后代则在尊称祖先为毕公的同时，自称为毕伯，可见并不存在世世相传的”公爵“， “公”只是对执掌卿事寮、太史寮(可能还有太宰)的执政大臣的尊称。

第三章 帝国的保卫者——侯

说完公爵我们说侯爵。侯在商代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比如著名的攸侯喜。“侯”原本指练习射箭的靶子，后来引申为军事长官。在殷商的甲骨文中似乎是专指殷商东方的军事首领，而西方则称为伯或甸。 在西周金文中所见的“侯”包括：匽、鲁、齐、盖、己、㠱、滕、薛、康、井、晋、楷、荀、杨、应、蔡、陈、曾、鄂、虞、宜、量、桓、相等。

所有的“侯”都不在西周克商前周王畿内，全部位于三门峡以东的广大殷商故地、南方地区 、淮夷边缘，可见，在西周，侯仍是指坐镇一方的军事首领。

“侯“是我们在金文中可以见到的关于西周封土建国制度的最佳例证，在”侯“的任命中，一套模式化的任命仪式呈现在我们面前：

克罍

“王曰:‘太保！隹(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燕)。事(使)羌、页、(与)驭(御)。’克(来)(燕),入(纳)土又(有)(司)。用乍(作)宝。”——克罍

这段铭文中，受封者即是召公的次子，第一代燕侯克，也就是第一章中燕侯旨的兄弟，王曰：“太保“就是天子对太保召公下命令，命令是让召公之子克到匽(燕)地(北京房山附近)作侯，赐予羌、页、御三族的族人作为克的军事力量。克在进入燕国之后，在受命的地方”入土“——就是建国，铸造青铜礼器用以纪念。在侯的任命中，天子确定受命者的职事——侯于某地，然后赐予臣民，简单地说就是封土并授民。

实际上，对西周燕国故地的考古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燕国故地在燕侯克建国之前生活着一大群殷商风格浓郁的土著居民，而周的风格直到燕侯克到来之后才出现，可见此地在燕侯克建国之前并不在周的控制之中。

对于封土建国的侯来说，真正有意义的是周天子赐的“民“，自己并不能像后世汉、明的诸侯王那样受命就国，周王赏赐的国土最终还要靠自己和那些授民一起打下来。在后来的日子里，侯作为西周边境的军事长官，除了在自己的国土内治民之外，还必须根据周天子的命令讨伐周边不臣的国家。

“唯王令朙(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才(在)鲁又工(侯有繇功)，用乍(作旅)彝。”——鲁侯簋

“王亲令晋侯苏：率乃师左氵舟(周)镬，北氵舟(周)，伐夙夷。晋侯苏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晋侯酥钟

这些和侯有关的铭文都表明，侯是一个拥有军事力量，负责军事征伐的地方长官。当然，侯是拥有封国的，在国内是国君，这些和我们的认识相符合。

第四章 伯和子的关系

下面我们来说说“伯”。

“伯”指家中长男，长子称“伯”、次子称“仲”、三子称“叔”、三子之后的幼子全部称“季”。

那么，伯是不是指一个爵位呢？

倗出土了“倗伯簋”，同时还出土了“倗仲鼎”，这里的伯仲显然也是表示长幼辈分的称号，而非爵位。

还有一个例子：

隹王十又一月。既生霸丁亥。荣季入右卯。立中廷。荣白乎令卯曰。雥乃先且考死䔲荣公室。昔乃且亦既令乃父死䔲棻人。不盄。ପ我家。ᮕ用喪。今余非敢夢先公又雚遂。余懋爯先公官。今余隹令女死䔲棻宫。棻人。女母敢不善。易女瓉章四。宗彝一肆。寶。易女馬十匹。牛十。易于乍一田。易于뀀一田。易于䧘一田。易于戲一田。卯拜手頁手。敢對揚荣白休。用乍寶Ӽ簋。卯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卯簋

在卯簋的铭文中，同时出现了荣伯和荣仲两个人，荣伯作为长兄继承了家族宗子的地位，在荣氏族中俨然君王，而荣仲则事之如君。

可见，在宗法制约束下，嫡长子在族内为君，余子为臣。而这个“伯”正是标识了荣伯的宗子地位，和荣仲同时出现，不用伯仲的年齿来解释是很难说得通的。

然后我们来说“子”我们知道，殷商子姓。在殷商的甲骨文中，对子姓宗族通称“多子族”，称高级贵族为“子某”，如子鱼，如微子启，如箕子。在西周的青铜器记录中，大部分称“子”的，可能都是殷商贵族或者相关 的夷人宗族的后人。举个例子

“王乍(作)榮中(仲)宮，才(在)十月。又二月生霸吉庚寅，子加(賀)榮中(仲)(祼)章(璋)一、牲大牢。己巳，榮中(仲)速內(入)白㝬侯子子，易(賜)白金盷(鈞)，用乍(作)父丁䵼彝。史。”——荣仲鼎

在荣仲鼎中，作器的是“子”，最后一个“史”字代表的是作器人的宗族，我们知道，西周的史氏是在西周宫廷担任史官的殷商遗民，这里就是史氏宗族的宗子去恭贺荣仲宫的建成。另一件著名的青铜器记录了西周初年靖三监之乱的史实：

王伐录子(左耳右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彝对令。——大保簋

这里的录子(左耳右口)曾被认为是安徽六安的殷商故国，然而，在近年来出土的清华简《系年》中，这位录子有了一个更显赫的身份——商王纣的太子、殷商正统的继承者王子禄父武庚。

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于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录子耿。——清华大学馆藏战国楚简《系年·第三章》

正因为这位录子耿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所以要平定他必须要召公(大保)亲自出马。在这件器中，武庚的号为“录子“，可见“子”并非一个小爵位，而是在殷商文化中备受尊崇的大贵族称号。而“子”和“伯”这两个称号可以互换，就像“sir”和“先生一样自然”山东曾经出土过杞子每亡鼎，同时还出土了另一只杞伯每亡鼎，作器者是“每亡”，既可以称为杞伯，也可以称为杞子，可见“伯”和“子”可以互换，杞是夏后氏之后，国在东方，这里可以推想“子”是东方对“伯”的称谓，二者可以互通。

当然很多人还是会举“楚子”的称呼来质疑这个问题，说楚获封的是子爵云云，然而我还是找到了一个绝好的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周原的考古中，在据信为周王室宗庙所在地的凤雏村出土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其中一片上这样写到

“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截。”

你看，这里是楚子到周原参见周天子(可能是成王或者康王)，告诉天子其父亲继承人的情况，占卜的结果是把楚子截留下来。截留下来干什么呢？我们看同时出的第二片甲骨：

“楚伯乞今秋来，即于王，其则。”

两片甲骨对读我们就直到，楚子和楚伯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人，楚子与楚伯的继承人有关，楚宗族的族长这里就不是楚子了，而是楚伯，楚伯将于今秋来见王，占卜的结果是，干掉他！(腹黑)这两片甲骨还原了西周早期天子对于楚继承的一次干涉，楚子来告诉天子父亲的继承人选择，天子把楚子留下来，等楚伯来朝见天子的时候杀掉楚伯，送楚子回楚国即位。显然，这里的“子”是指楚伯的儿子，楚国君在西周的正式称谓是“楚伯”。

至于“男”，西周仅有一两件器中作器者自称为“男”，殊难考证，应该只是较为低级的贵族。

余论

在对“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进行讨论之后，如果我们采用抛弃西周有五等爵制的说法的话，很多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关爵位的争讼就可以很快消灭于无形。例如，邢(井)国的爵位，三件青铜器各不相同：

王令辟井出,侯于井。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亡(尤)。王才棻京，祀，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豊，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旗舟从。——麦尊

隹正月初吉庚戌。卫目以邦君厉告于井伯、伯邑父、定伯、黥伯、伯俗父——五祀卫鼎

隹正月初吉丁亥。王各于成宫。井公內右曶。——曶壶盖

在这三个例子中，井氏族的族长出现了“公“”侯“”伯“三种称呼，如果按照五等爵制来解释，确实非常混乱。尤其是五祀卫鼎和曶壶在断代中一般认为是同时之器，所说的井伯和井公似乎是同一人。在过去，考古学家认为这可能是井氏族在不同区域的分支，让井族既有公又有侯和伯。然而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中，井氏族分支的青铜器被发现，这些青铜器在”井“的族名之外都有特殊的标识，绝不会和井氏族的大支混淆，如奠地的井族被称为”奠井“，井伯之弟建立的小支被称为”井叔氏“，这说明，上面青铜器铭文中看到的井侯、井伯、井公均是井氏大支在不同场合下的不同称呼。

“公”是井氏族宗子入朝做天子卿士的称呼，“侯”是井氏族宗子在井国中以军事首长的身份行使权力的称呼，而井伯则是井氏族宗子的普遍称呼。

据刘源先生考证，所谓“公侯伯子男“五等爵集中在春秋时期出现，或与春秋时频繁的会盟有关。在周天子权威崩溃之后，诸侯会盟成为天下秩序的源泉。在会盟仪式上，不同诸侯国君主使用的仪仗、座次等都颇有讲究。而五等爵位的排列则是为了在会盟仪式上凸显不同诸侯国地位重新设计的。

在西周的劫难之后，史料逸散，孟子等战国思想家无法窥见五等爵的历史源流，只能根据春秋时期的成例倒推西周时的制度，这种严整的五等爵制也符合儒家的地位等次观，所以在后世不断流传和演变，其原貌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桩难题。

参考资料：

杨宽《西周史》

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

(《历史研究》 2014年第1期)

李峰《西周的政体》

郭沫若《中国史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