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中国的科学为什么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生型的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实确实是这样，那末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没有妨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之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之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欧洲或希腊中古社会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除此之外，李约瑟还在其他著作中提出了相关的问题，但总结后不外乎两点：一、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是如何领先于世界的；二、近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就是在各国学术界产生巨大反响的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事实上，早在20世纪初，这些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就已引起哲学界、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关注，各国也不时有学者加入讨论，但因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关中西科学发展失衡的问题未能“浮出水面”。真正激发国内外学者对中西科学比较予以关注和研究，并把它推向前所未有的阶段，是李约瑟首次正式提出这个难题之后。有学者曾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上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不亚于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对于沟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的科学文化，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1]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学理的角度提出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按照近代科学的定义，近代科学带有浓厚的西方的影子，中国的土壤自然长不出西方的果实，近代中国发展不出“近代科学”是合情合理。不能用西方的“科学”概念来套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国的科技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道路。

抛却学理上的争端，从实际的影响来看，李约瑟问题的提出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屈辱历史更是加深了国人的疑惑。火药武器是中国首先发明使用，鸦片战争时中国军队却遭到了英军炮火的猛烈打击，甚至有不少士大夫竟认为火药是西方的先进发明。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对西方科技一直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因此在李约瑟难题提出之后，也引起了中国学界重视。可以说，李约瑟问题除了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面子问题。

而不管是李约瑟等运用西方“科学”概念的学者，还是梁漱溟等主张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道路的学者，都不能绕开中国传统的思想。因为在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历史中，思维模式起到了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拟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角度来分析李约瑟难题，看看中国的传统与理想中的“科学”的摇篮有哪些差别。

值得肯定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并不单一，人们（包括士大夫在内的众多阶层）的思想还是比较丰富的。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件大事，从那时起就奠定了中国思想多元的局面，诸子学说中有不少科学的影子。虽然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只是确定了官方学术思想，并没有废止其他思想。尽管马克斯·韦伯认为儒家是“儒教”，儒家却并没有像西方教会那样禁锢人的思想。此外两汉年间还有佛教传入，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儒道释三家思想融合趋势明显，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可以说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

即使历朝历代都有官方学说，却不影响中国人思想的多元化，科举考试之前，人们不需要死磕经典。科举确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考试的教材并没有固定得那么死，考生还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而思想的开放丰富了思维，对科学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西方科学革命就是在思想大解放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出现的，中国古人的思想一直是自由不受限制的，在发展科学事业上优势明显。

但在自由之中，还是有着一些因素影响了中国社会没有形成适合科学发展的自然观。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时并没有废止其他思想，但是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是确立无疑的，后世尽管仍有反复，但儒家却没有真正倒下，乃至宋代融合儒释道的理学也是以儒家的面貌展现，社会上的人们尤其是掌握权力的官员普遍接受儒家思想。不能否认儒家思想对个人的修身养性具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儒家思想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倾向。

儒家有言“子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敬而远之”，儒家士大夫们排斥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事情。儒家的一些观点对科学家来说足以引为信条，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格物致知”，然而儒家主张把精力都放在自身修养或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主张投身科学。所以说，一方面它助长了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又使之受到损害。因为就前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是重理性的，反对任何迷信以至超自然形式的宗教；就后一方面来说，儒家思想把注意力倾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无视非人类的现象，只研究“事”（affairs），而不研究“物”（things）。因此，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唯理主义反而不如神秘主义更为有力。[2]

早期的道家思想与气质很符合科学，道家就像原始的科学家。道家是出世的，他们希望出世研究自然；而儒家是入世的，他们无心研究自然，他们所希望的就是投身社会政治，实现德治仁政。道家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著作中蕴含着重要的科学思想，道家静心观察自然、践行不违反自然的“无为”、认为“道”无处不在、道家的经验主义、庄子的齐物论思想、老子的因果论等思想都与现代科学思想不谋而合，上文也曾提到道家与原始科学家的一些相似处。

吕思勉认为，诸子百家本同出一元，后来逐渐分化成多家。从文化相似性的角度看，西方文明能发展出的科学思想，东方文明也应可以发展出这些思想。

道家也许就保存着中国原始先民观察自然的观点。道家、阴阳家思想中的一些科学思维和科学观点与当时西方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有的甚至领先西方，并且与现代科学有共同之处。

但由于儒家独尊的地位逐渐稳固，后世注解前代的著作就会逐渐偏离原始意义。道家和阴阳家可以被视为是中国早期具有科学思想的流派，然而先秦时期蕴含科学思想的道家、阴阳家著作内涵则很容易被后世注释者扭曲。

儒释道三家互补已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特点，道家思想在如今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还占有与儒家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技。[3]但是如果不是就道言道，而是就诸家互动形成对国人行为的综合影响而论，则道家（主要是在庄周以后的形态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剂，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4]为什么秦之后这些思想就逐渐没落了，甚至沦为儒家思想的润滑剂？

文以载道，考究思想首先要看一看记载这些思想原始文字。中国的文字发展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许多在科学上使用频繁或必不可少的术语在汉字发展史上其造字初衷有的并不是表达现在科学上的意义。加上先秦时期文字较少，文字假借现象频繁，因此后世人们要读懂先秦文献，就需要给先秦著作注释。而注释的人往往是儒家的士子，他们在注疏时往往只注重还原字的意思，尤其乾嘉时期考据之风盛行，只考据个别字词的意思而忽视整体的思想。本来儒道两家所追求的理想不一样，现在儒家士子给道家经典注疏，就不可避免地埋没或者扭曲了著作的原有内涵，致使道家、阴阳家等本来蕴含的科学思想、科学思维在中国历史的后期渐渐消失。

这里再跳出单纯的学说流派，看看当时人对“科学”的关心程度。虽然早在汉代，察举制度就为中国士人进入仕途提供了一种方式，使士人的注意力从科学事业上转移，但相对来说，对士人心理影响更大的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对身份限制低，考试及第后即可做官，对士人们吸引力很大。唐太宗曾说“天下英雄入吾毂中”，侧面反应了国家的优秀人才都直奔科举而去。当时科举录取制度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5]由此可见，整个国家，不只是优秀人才，所有满足资格的人都会投身科举。当人们都投入了儒家思想的世界中，就无视了其他事情。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中说这本书“丐大业文人弃置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6]可见当时社会对科学技术的漠视。

此外，文人看不起工匠，也不会从事科学技术的相关工作。文人本来是最有思想的，却与工匠分离，使本来有机会萌发出科学思想的两大人群没有机会交流。这一特点也导致中国古代社会到了后期尤其是科举制度趋于僵化的明清之际科学明显落后于西方。

但这个思想的因素也只是一个侧面，仅凭一个方面是无法窥见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全貌。要想彻底地了解中国的科学发展脉络，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参考文献：

[1] 张兴国：《李约瑟难题与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2页。

[3]（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35页。

[4] 秦晖：《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184页。

[5]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59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

[6]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4页，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