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有不少神异奇怪的事情，一些文人也热衷于记录这些事情。如何看待这些事情，是子虚乌有的想象，还是真实事件背后的误解，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明代笔记小说《双槐岁钞》“蛊吐活鱼”条目下载：正统间，吴江周礼行货广西思恩，有陈氏女寡，返在室，赘为婿，凡二十年，有子，已十六岁矣。礼忽思归，妻不能止，置蛊食中，礼不知也，因令其子随之，默嘱之曰：“若父肯还，则与医治。”因授以解蛊之法。礼至家，蛊发，腹胀，饮水无度。其子因请还期，礼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差，即行矣。”曰：“儿能治之。”即反接礼于柱上，礼告渴，以瓦盆盛水近口傍，欲饮，则掣去之。如是者亡虑数百次，烦剧不可当，遂吐出一鲫鱼，拔刺尚活，腹遂消。盖蛮中多有限年限月之蛊，稍逾期，则毒发不可救。故寡妇号“鬼婆”，人不敢近，旅客娶之，多受害焉。

阅读困难的同学看此翻译：明朝正统年间，吴江人周礼到广西思恩行商卖货。有一户陈氏人家女儿守寡，待在家中，周礼入赘为婿。过了20年，他们的孩子也16岁了。周礼忽然想回家看看，他的妻子不能阻止，就在饭菜中下蛊，周礼对此事并不知晓，他妻子便让孩子跟着周礼回老家，悄悄嘱咐他：“若你父亲愿意回来，就替他医治。”然后将解蛊的方法告诉孩子。周礼回到老家，蛊就发作了，肚子很胀，又不停地喝水。孩子趁机问周礼什么时候回去，周礼说：“我也很想念你母亲，可现在病了怎么回去？等病情好转，我们就走。”孩子于是说他能治。他把周礼倒着绑在柱子上，周礼口渴，则用瓦盆装水递到嘴边，准备喝到了又将盆撤走。如此反复多次，周礼居然从嘴里吐出一条活鲫鱼，而周礼的肚子也不张了。蛮中有定时发作的巫蛊，只要时间一过，就会毒发无可救药。所以寡妇又称“鬼婆”，普通人不愿接近她们，到那旅行的客人娶了她们，就容易受害。

看似是很可怕的事情，其实仔细剖析，并不可怕，因为其中有许多虚假成分，用史料参照就可以分析背后的猫腻。

《太平御览》卷七四三疾病部六“消渴”下收录了《后汉书》、《魏略》、《晋书》、《南史》、《唐书》、《拾遗录》、《交州记》、《淮南记》都有记载此类症状，即表现为饮水无度。

“瘕”下亦收录有诸多从《宋书》、《山海经》、《列仙传》、《续搜神记》、《异苑》、《志怪》中的例子，一个共同特点是人从腹中吐出异物，多为活物，有吐出蛇、白鳖、鸭雏，甚至死后令人剖其腹得一铜酒鎗。《龙鱼河图》解释：“大狗、鱼、鸟不熟，食之成瘕。”《易说》曰：“白露，气当至不至，太阴脉盛，人多瘕疝。”

如此，可以认为饮水无度和口吐活鱼是罕见的病，称为消渴和瘕。《双槐岁钞》将这两种现象同时发生认为是“蛊”在作祟。其实也不尽然。《续搜神记》有一病名“斛二瘕”，即是腹中异物每次好饮一斛二升的茶，多则不行。联系“蛊吐活鱼”中的例子，腹中是鱼，出现饮水无度的现象也是正常的，所以也可以视为就是一种病。而上述记录“瘕”的史籍中都未将其怪在巫蛊身上，只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病，而《双槐岁钞》认为是巫蛊的后果，则是因为主人公到了蛊术盛行的广西一带，受了思维定式的影响，也是带有一种“地域黑”的倾向。若依几例推敲，蛊术不是造成这个的唯一原因，其子受陈氏教授解蛊之法会治此病也可能是一种倒叙和想象的说法，赖在蛊术的头上并不准确。

虽然这则小故事是虚构出的“地域黑”，其中却有一个是确切的事实，就是入赘风。按常理，寡妇在中原地区应该要从一而终，以示贞洁。而当地的寡妇不仅可以再次嫁娶，而且是以女方为主导的入赘婚，这一点有别于中原地区礼制，也自然容易遭到嘲讽。这确实能体现当地的男女地位与中原地区推崇的男女地位有差别。有说法称这仍是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但考察社会历史调查的资料，这种说法只是一种空想。

明正统年间的思恩，不知是前期在桂西北一带的思恩县，则今广西南丹、环江两县一带，还是后期的府治迁移后的思恩府，则今广西马山、武鸣两县一带，而不管确切指哪，寡妇再嫁和入赘之风在这里流行，上门郎享有继承岳家财产的权利，妻不生子可以再讨小妾，等到女方老人过世后可以随便回家。其责任是养老、埋葬岳父母。赘郎若是不务正业，干吹、嫖、赌、饮等坏事的，女方父母可以撵走他。入赘付的彩礼钱很低。

按说周礼是行货至此的商人，如果较富可以不必为了省钱而入赘至寡妇家，当然如果真爱也没什么说的，但真爱又怎会担心一方不愿回来然后暗中下蛊呢？周礼可能是行货至思恩入不敷出破产了。因为不管思恩县还是思恩府，这些地方的土著居民都因语言不通或没有需求而不习惯商业活动，到这里做买卖，破产是很有可能的，剩余盘缠不够返乡，为了生存而选择入赘至寡妇家中，并期望继承岳家财产，再行商。周礼在此生活二十年，也没干什么坏事，还生了一个儿子。大概是岳父母都过世了，他有机会回家看看，这都是很正常的行动，为何会遭其妻毒手？

按常理应是周礼长时间不回才蛊发，何以刚至家就发，如此严苛有违人情。礼曰：“吾亦思汝母，奈病何？稍差，即行矣。”可见周礼刚至家就蛊发，并没有说是因他留恋家中亲友而迟迟未归（若有这种想法也确是人之常情），但此时蛊发就算有心想回去与陈氏度日，也因陈氏这一蛊而造成行动不便，陈氏的做法实在有违常理。且在《岭外代答》中记载，岭南妇人虽善于制蛊，但是常人都有预防和破解之法，这些方法也无需什么特殊的材料和仪式。周礼在此入赘并生活了二十年这么久，不知道如何防备蛊毒，并且都不知道自己中的是蛊毒，这也说不过去。

若说是病，确实有一种病可以解释——吃鱼生因寄生虫患病。东汉末年的张仲景在《金匮要略》就指出，“食脍，饮奶酪，令人腹中生虫，为疟”。几百年之后的南北朝时期，陶弘景也警告食脍可能有害，流行病刚痊愈的人不能吃，否则会引起拉肚子。不过，很显然，直到隋唐时期，众多吃货并没有将这一告诫放在心上。因为贪食鱼脍导致得病的人实在是史不绝书。有病就得治，病人多了医生也难办，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非常明确地警告国人：“肉未停冷，动性犹存。旋烹不熟，食犹害人。况鱼鲙肉生，损人犹甚。为症瘕，为痼疾，为奇病，不可不知！”这不啻在传统医学（中医）上为淡水鱼制成的生鱼片宣判了“死刑”。

但近现代的两广地区，堪称古老的“（淡水）鱼脍”如活化石一般存在。明朝的徐霞客在游历到广西地区时，就发现当地“乃取巨鱼细切为脍，置大碗中，以葱及姜丝与盐、醋拌而食之，以为至味引”。现代广西的汉族、壮族和侗族都延续了食用“鱼生”的习俗。《广西通志·民俗志》记载，“生鱼片，壮、汉、苗、侗等民族的传统菜肴，先用三至五斤重的鲜活草鱼或鲤鱼，刮鱼鳞洗干净，除去内脏，取出骨头，将肉切成片，然后拌上糖、醋、酒、盐、姜、蒜、酱油、花生油等，略为腌制，即可食。其味道鲜嫩香甜。”《上林县志》也说：“上林汉、壮群众遇贵客来临……视‘鱼生’为上品佳肴。”至于今天隶属于广西首府南宁的横县人更是将横县鱼生称作当地的“县菜”。清代《横州志》就记载：“剖活鱼细切，备辛香、蔬、酶下箸拌食，曰‘鱼生’，胜于烹者。”

只可惜，“鱼生”固然美味，风险依旧巨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很多淡水鱼中有一种非常顽固的寄生虫——肝吸虫，多达30多种淡水鱼可成为肝吸虫幼虫的中间宿主。生食或食用未充分加热的含有肝吸虫的鱼后，其成虫寄生于人的肝脏、胆管内则会导致肝吸虫病。这种虫子可以在人体内生存长达二三十年。而且，被感染后不易察觉。

但这种情况往往又和巫蛊联系到了一起。偏见与无知混合，就产生了这样一则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