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与织女，是中国古代天象中的拟人化形象，也是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的主角。

二十八宿中，北方玄武七宿依次是：斗、牛、女、虚、危、室、壁。这里所说的“牛”和“女”是星宿名，不等同于牛郎星和织女星。牛宿称为“牵牛”，自《诗经》至《史记》都称“牵牛”。织女的说法始于《夏小正》，《诗经》、《月令》中沿用，《淮南子》称“须女”，《史记》有“婺女”“织女”两颗星。

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的石申的《星经》观测时，二十八宿的体系已经确立，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盒上已经有二十八宿所有的名称。《礼记·月令》中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当天日落后能看到星星时，二十八宿的哪颗星在中天。如《尚书·尧典》有记载“虚”中天时，定为秋分。就是说秋分当天日落后，能看到虚宿在中天。

牛宿是在《礼记·月令》中写的“季春之月，旦牵牛中。仲秋之月，昏牵牛中”的那颗星，因其星群组合如牛角而得名。古代中国天文星相家观天象，以紫微垣星象测帝王家事，以斗、牛两宿星象察民间事，认为斗、牛两宿间流星现则民间有丧，星象异则天数有变，《史记正义》就说牵牛“不明，（关梁）不通，天下牛疫死；移入汉中，天下乃乱。”

关于女宿，《礼记·月令》中记载“孟夏之月，旦婺女居中天”，其星群组合状如箕，亦似“女”字。《史记正义》说织女主果蓏丝帛珍宝。

牛郎星是牛宿中的河鼓，河鼓在牵牛星的北方，《尔雅》曰“河鼓谓之牵牛”。牵牛与织女本是星名，按《史记·天官书》的记载，“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婺女，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

现在所说的牛郎织女是牛宿中的河鼓与织女两星，不同于牛宿与女宿。牛郎织女在现代天文学上称为天鹰座和天琴座。天鹰座由三颗星组成，牛郎星是其中最亮的一颗，由于三颗星并成一线，民间称为扁担星，是牛郎用扁担挑着两个孩子的形象。三颗星变成了父子三人，有了人间家庭的味道，牛郎星东南有六颗牛宿星，人们看作是牛郎牵的牛。天琴座也有三颗，构成三角形，被人们想象为织女织布的梭子；织女星东方的四颗星构成四边形，被看作是织女的织布机。从农耕和牵牛星、纺织和织女星在星座体系中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或其价值观的情况。

而作为星宿的女宿中，有“奚仲”四星。这星象征着造车的工匠，按《左传》的说法，这个人物是上古夏朝的车官长。《石氏星经》说“奚仲乃古代车正，夏有车正，名为奚仲。”于是围绕着车马，传说中的人物升到天上而被神化，和特定的技术结合起来的神化人物反映了中国古代人对技术的想法。

牛宿与女宿均是不显著的星宿，但可以彼此找到：由河鼓三星的南边一颗星起，通过中间大星，划一根直线，延长约六倍多些，就可以碰到一颗青白色的大星，它很美丽，越看越逗人喜爱，那就是织女星。而织女向牛郎作一假想的连线，并延长约一倍的距离，便可找到牛宿。女宿一位于牛宿二星之左。牛郎织女的传说也许最早是源自这种相互寻找的方法。

牛郎织女的传说有一个建构的过程，即这两颗星早就存在并且叫“牛”“女”二名，后人只是往上附会一些故事使之合理、动人，而不是这两颗星因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得名。这也能体现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传说”，时代越往后传说故事的细节越清楚。

《诗经·小雅·大东》刚出现织女的说法是，“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这里的“维”是助词，强调天河就像镜子，但鉴而有光无影。“跂”是指织女由三星组成，鼎足成三角，并非踮起脚尖无为地眺望。“七襄”是“终一日历七辰”，一日移位七次，也就是逢七来复。郑玄说，“襄”是驾驭，后人浮想，也就将它理解为完成；“不成报章”，也就是“织不成花纹”。

紧接着说到牵牛：“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睆”是明亮的意思，“服箱”，“服”又是“驾”，古时驾车中间的马称“服”，“箱”是车厢。联系后面两句“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救天毕，载施之行”，是面对满天星象，牵牛织女星座距云汉无涯，叹在天网下一切徒劳。一开始强调的是天河距离，但遥遥相对之貌，又实在是后来添油加醋的基础。

在古人的世界观中，天上世界就是地上世界的反映和升华，地上的有特色的代表都会在天上有所体现，比如地上有天子帝王，天上也有一套相应的体系，三垣就是例子。而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地上人们淳朴观念的反映。于是，人们仰望星空，寻找着一颗颗可以用来编故事的星星。终于，人们发现了被分隔的两星，再联想一下名字，展开了脑洞，就不断生成了现在我们熟知的牛郎织女的故事。

古代的人们企盼夫妻互敬互爱，和美恬静，充满田园情调的生活，便将牛郎星和织女星“人化”为农耕社会中的一分子，让他们生活在民众之中，并安排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塑造为劳动人民的代表。牛郎是朴实憨厚、勤勉真挚的劳动者形象，织女是仪容贞静、感情丰富的民间妇女形象。牛郎牧牛耕地，织女养蚕织布，正是古代传统社会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