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李约瑟因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而被中国人知晓，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他首次提出，但他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系统地提出，“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这个问题一经提出，因牵涉到东西方的发展问题尤其是近代中国的落后原因，吸引了许多人对它进行解答，从各个方面展开分析。

那么问题的提出者李约瑟本人又是作何解释？《文明的滴定》书中收录了李约瑟的八篇论文或演说稿，都是关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由于八篇论文或演说稿都是独立的，因此其中的论点或有重复之处，有些论文是总述，有些是针对某个要素详细阐述。但总的说来，李约瑟主编过《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充分的了解，加上他是英国的生物化学家，对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也了解颇多，这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因此他的解释观点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滴定”本是化学实验中的一个操作，是利用一种已知成分的溶液测试出另一种溶液的成分。李约瑟以此为比喻。对他来说，西方文明是已知的，因此可以利用西方文明来滴定东方文明，进而解释他所提出的李约瑟问题。但是李约瑟毕竟是西方学者，从他的书中可以看到，虽然没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但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也许并不如中国学者这么深，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因此此书中李约瑟提出的解释的观点可以作为借鉴，但是具体阐释的细节我们需要认真分析。

李约瑟虽然转型为科学史家，但相对来说他的史学功底并不强，从历史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可能为了解释某一原因而对史料进行重新整合和解读，虽然在逻辑上说得通，但事实也许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一些情况中甚至会重新搭建新的逻辑因果关系，但这种重构会不自觉地抬高某些因素，从而影响整个历史时段的认识。因此在对待李约瑟《文明的滴定》中的观点时，我们要慎重，既要抱着学习他人观点的心态，同时又要提高自己的辨识力。

科学的发展需要土壤，在李约瑟看来决定“进步”，“停滞”或“落后”的因素主要应在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方面寻找：农业社会与农民对土地的依附、大型水利工程、中央集权政治、非世袭的文官制度、缓慢的生活节奏、重要资源的“国有化”、商人的地位、知识分子的角色等都是他重点关注的议题，同时还有经济决定论之外的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线性时间观及神圣立法者观念的缺失等，在《文明的滴定》中都有涉及。但是这些角度的范围很大，若提到文化角度就是中国的价值观问题，价值观的主流即儒道两家；还与中国的地理分区有关；且人特别是作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者或技术工匠的地位也不能忽视。同时清的特殊地位也是一个切入点，因为东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交错点就是在公元15、16世纪。

下面就分篇看看李约瑟是如何阐述。

《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

在这篇论文里，李约瑟试图描述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发明传统在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长处和弱点。他首先界定了古代和中世纪的科学与现代科学的区别，然后从传统中国的科技面貌、中国与西方的对比、科学家和工匠在传统中国的社会地位、封建官僚社会、发明与劳动力、哲学和神学的因素、语言因素、商人的角色、新科学在旧世界的起源这些方面阐述。

列举的方面很全面，但从起到的具体作用来看，科学家和工匠的地位很关键，因为科学技术在士大夫的封建官僚传统中难以进步，原因之一在于传统官僚体制不需要，传统官僚不追求奇技淫巧，不赞同脱离经书。因此在封建官僚社会中有所谓正统及非正统之分。正统及非正统的区别可以简单判断为国家支不支持。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下，国家支持的项目如天文、水利能获得更多的智力支持和资源供应实践，也后继有人来继续从事完善这项研究。李约瑟同时认为中西方在自然法观念上的差异是核心特征之一。但这说到底也是世界观的问题，中国“和”的世界观注重内在的有机管理，而不似西方为万物立法。因而也无法用假说推理表述其背后规律，但这就又留给我们的思想史一个问题——在自然科学的规律探究上，中国的思想是否就无法突破了？在表达方面，中国的古汉语对于科学的作用，不能从后来的先入为主的心态认为阻碍发展。然而古文的极简特性却存在着许多想象空间，尤其是后世的注疏家有意无意地避开此点时，这些细节便无法重现。

李约瑟很肯定中国科学的成就，它虽然不是整个科学，也是科学的先声。他强调“难道一定要用一条连续的线把这种影响都贯穿起来，才能写科学史吗？难道没有一种理想的人类思想史与自然认识历史，使人类的每一项努力都各居其位，而不管其渊源和影响吗？现代的普遍科学及其历史和哲学终将包含一切”。确实，现代科学的范式是西方率先达到的，中国没能将前十五个世纪的领先保持，并带领进入现代科学。但是中国早期的科学贡献是客观且显著的，在旧世界的科学环境中依旧领先，这是不能否定的。中西都有贡献，互相补充科学的起源。

《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这篇论文中，李约瑟认为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并且只起源于欧洲，但是它建立在中世纪科学基础上，奇怪的是，后者很大程度上不是欧洲的。同时，亚洲和中国科学的成就虽然在渊源上与现代科学的初兴没有关系，但仍值得认真关注。一些科学成就与现代科学初兴没有关系，并不意味着其没有科学价值，而仅仅是在促进科学初兴时没有派上用场。对现代科学而言，之前的任何科学成就都是有其价值和贡献的。中国成就没在科学初兴时派上用场，不能说它不科学。但相比较下的“落后”是可以接受的。

李约瑟在这篇文章中又用相似的话语说到：科学史并非仅仅通过一条连续的线把各种影响贯穿起来才能写成。难道没有一种普世的人类思想史和自然认识历史，使人类的每一项努力都各居其位，而不管其渊源和影响吗？难道普遍科学的历史和哲学不是所有人类努力的唯一真正的遗产继承者吗？

李约瑟列举了中国的科学遗产，除了培根提到的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和磁石，还有火药化学或原始化学，磁物理学与航海罗盘，天文坐标、天文仪器、机械钟和“开放的”宇宙论，畜力的使用以及马镫、有效挽具和独轮车的发明，水利的使用以及传动带、龙骨车、曲柄、蒸汽机的形态等相关发明，钢铁技术、造船和深钻，航海技术的发明如船尾舵、纵帆、桨轮船和水密舱。在列举这些成就时，李约瑟发现了许多悖论，而所谓悖论中的悖论就是——“停滞的”中国馈赠给西方那么多发现和发明，它们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起着定时炸弹的作用。

但奇怪的是，这些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因此什么社会结构的改变，它单纯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若要说改变也是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改变。很明显中国的社会是极其稳定的，或者真如梁漱溟所说，中国的文化是一个早熟的文化。因此这些科学技术带来的改变能处在稳定的社会控制之下，这个问题又将留给中国古代社会史的学者思考。

《科学与社会变迁》

李约瑟认为，我们不能通过较低或较精细的层次来解释较高或较粗糙的层次，更不能用较高或较粗糙的层次来解释较低或较精细的层次，但只有成功找到了两个相邻层次各种行为之间的关系，才能揭开宇宙的奥秘。因此在比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时，不能盲目的类比，但确实有相似之处可言。自然过程不会百分百的有效，除了主反应外，还总有剩余过程或副反应。如同历史，不会只有一条线一个原因，主流之外可能还有暗流，而且暗流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是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既可以补充主流，还可能冲击主流。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相似，都是复杂的集合体。

而现代科学对与社会最大的贡献，应该是民主。促进科学的民主是广义的民主，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投票形式，而是体现的一种环境。自然是不考虑人的因素，民主的风气使得不同等级阶层的人交流融合，这也意味着上层的理论和下层的实践的界限被打破。理论和实践的相融合则预示着现代科学的萌芽于兴起。

但是中国是否是一个特例？因为若说科学与民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中国没有现代科学产生是否反过来说明中国没有民主。但中国的历史并不是这样的。钱穆认为，中国古代并没有所谓的君主专制。君主专制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专制，虽然也没有达到那么广泛的民主的程度。但是从整个社会现实以及文人思想来看，中国关于民主的思想和表述又并不少见。李约瑟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明中存在着抑制现代科学生长的因素，而西方文明中则存在着有利于现代科学生长的因素。

然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复杂文明的国家，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史学工作者的探索。

《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

这篇演讲稿较为简短，没有专门的论点，只是试图勾勒出中国社会的组织形态，实际的论述点就是讨论儒家和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影响。在李约瑟看来，儒家更像是理性主义者，而理性主义者往往先入为主，带着一种反经验的态度，然后不去尝试新事物，所以道家的“绝圣弃智”反而有利于科学。但这种说法是否恰当？科学本身也是理性的，按这种说法不就是说科学会阻碍自身的发展吗？毋宁说是矛盾，不过是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罢了。儒家和道家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影响太大，牵扯到方方面面，李约瑟的解释有些事后诸葛亮的感觉，因为除了儒道两家与西方不同，中国本身的社会基础也与西方不同，单单注意这个是不够的。

在最后，李约瑟说“追问为何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社会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就等于追问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没有产生15至18世纪剧变时期的所有那些划时代现象”。诚然现代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事件的带动下实现突破的，但这种说法也不尽合理，因为历史分析不能如此单线条。

《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这里说的“社会”即所谓亚细亚官僚体制。中国古代有没有那种欧洲的封建制度至今仍是史学界争论的话题之一，但这个说法在李约瑟问题中影响不大，因为李约瑟将秦统一后的中国出现的社会制度称为“亚细亚官僚体制”。然后一切的探讨都是在亚细亚官僚体制下进行，从各方面对这种亚细亚官僚体制的影响评说。但中国的官僚体制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也令人捉摸，细究起来也与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有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在科学技术与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里，其中的关键点有两点，一是人们热衷入仕，二是商人的地位问题。虽然人们热衷入仕，但中国官僚体制下的正统科学也没发展出现代科学，而商业的作用则十分巨大，可惜的是遭到了抑制。联系之前的文章，这种亚细亚官僚体制是否是令社会极其稳定不为新发现或发明所动摇的原因？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在篇文章中，李约瑟似乎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他说他确信，科学突破只发生在欧洲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社会、思想、经济方面的特殊状况有关，而绝不能用中国人的思想缺陷或哲学传统的缺陷来解释。这似乎是说，李约瑟难题的突破口在于是什么原因诱使科学突破而不是阻碍。李约瑟依然极高地称赞中国的科学成就，并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分析中国与西欧之间的社会经济模式的差异。

因为他越是说明中国的成就，就越想不通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欧洲。他不赞同是这偶然的，如果把现代科学的起源完全归于偶然，那么就宣告了历史学作为一种启迪心智的学问的破产。在历史的分析中，偶然性是存在的，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必然，很多事件的发生都只是偶然的，但这不意味着历史全篇都是偶然的没有规律可循的。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有些趋势是必然的，但诱发的原因却是偶然的。李约瑟通篇的分析中，他认为官僚体制依然是重要的原因。

上一篇论文也在讨论官僚体制，但不同之处在于它同时强调不能太看重偶然性，社会经济模式依旧重要。因为科学的发展是比较实际的，它必须有社会基础，而东西方的社会基础的不同从社会经济模式的差异中就可以体现。因此要想实际地阐明早期中国科学技术的优势以及现代科学后来只在欧洲兴起的原因，还得深入分析社会经济模式的差异，而不是用偶然性来推脱。当然偶然性是存在的，但历史学的任务便是将其中的必然趋势分析出来。

《时间与东方人》

这篇演讲稿旨在对盛行于中国文明中的时间态度进行讨论，进一步探讨现代科学技术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时期的兴起是否与这种时间（历史）意识有关。李约瑟从中国哲学与自然哲学中的时间观念，时间、年代学和中国的历史编纂，机械中与水力机械钟，时间中的生物演变，时间与社会的退化或进化、大同与太平，对发现者的神话和对古代技术阶段的认识，科学和知识作为在时间中累积的合作事业，中西方的历史和时间这八个方面举例。

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半的小标题都与中国的史学有关。在李约瑟的话语中，隐隐可以感觉到他觉得中国的史学编纂习惯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中国的史学在世界文明中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中国人因为重视史学，有了很强的史实积累，归纳出充分的经验依据，或者说是经验主义，于是，历史是道的显现，起源于天。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用历史典故来证明论点很早就胜过了逻辑推理，也因此逻辑推理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所以中国的环境不适合现代科学的突破。但这种推理又是否合理？毫无疑问，中国的史学有着其独特性和卓越的成就，且中国的自然科学并没有实现现代科学的突破。是否能将自然科学受到的抑制归咎于史学的高度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的功用并不只是运用历史典故，刘知几的《史通》里提出优秀的史学家应拥有史识、史学、史才，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又进一步提出史德、史心。可见中国高度发展的史学造就的并不是经验主义者，史学发展对逻辑推理的影响固然是存在的，但并没有西方学者认为的这么大。史学的发展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虽然中国没有实现现代科学的突破，但拥有史学的成就也值得骄傲。且史学与科学之间，不应该存在很大的冲突。

李约瑟在演讲的最后也承认中国未产生现代自然科学与中国文明对待时间的态度毫无关系，具体的地理、社会与经济状况和结构已经足以构成主要解释了。

《人法与自然法则》

这篇演讲稿旨在说明东西方的差异之一——自然法观念。西方因为罗马的万民法的缘故，便萌发了天地万物也受法的约束的想法，进而设想存在一位天界立法者，于是，西方人开始探寻这些给万物立的“法”。而在中国并没有相应的意识，在中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的观念中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但是去探索“道”的内涵是极其幼稚的行为，因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也因为他们非常不信任理性和逻辑的力量，所以未能发展出任何类似于自然法则观念的东西。

中国之所以断定天没有命令自然过程去遵循某种常规，也许与“无为”的观念也有关系。又或许与法家在中国的地位有关，虽然在历史上，法家被实际地运用到政治上，但中国人很少会承认自己在宣扬法家，因为在中国的主流思想中，法家主刑是不人道的，因此主张用法律来规范世间万物也是不仁的行为。

但如同“外儒内法”的实际行为，中国人的自然观里虽然没有自然法的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自然是没有秩序的。而是这个秩序并不是由一个理性的人格存在所规定的，因此不能保证其他理性的人格存在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说明这些预先存在的发条。确切地说，中国人眼中的万物的运行是依靠其内在的必然性，它们属于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各个部分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宇宙形式。这可以联系理学家的理论，他们对理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阐释。

自然科学发展到今天，从目前掌握的自然规律来看，中国的有机论哲学更接近现代科学的认识。中国有机论哲学虽不能说是错误的，但若放在诱导自然科学突破的背景下，则西方的神圣立法者更容易在认识上使人探究自然规律。但从结果来看，中国的认识又稍先进。可谁又能说牛顿阶段不重要呢？有些看起来错误的东西但它实际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结语

纵观全书，联系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确实会让我们产生这样一种认识，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但早熟是否意味着早衰，这却难说。李约瑟因深入研究中国的科技史，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热爱之情，并且能将中西方文明不带偏见地进行比较，这份理性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的文明在十五世纪之前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领先的，即使没能实现引导现代科学的突破，中国在科学上做出的贡献也是不能否认的。从历史学的立场来看，史学有责任去找出李约瑟问题的答案，也算是为中国的文明正名。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永远不能做出定论，但中国的文明不应该受这个遗憾的影响而停止不前。各个文明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虽有快慢之别，却无很明显的优劣之分，每个文明都有其闪光点。

全球的文明都是平等的，都可以相互借鉴。有较为先进的文明为全球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是好事，那些没能引导变革的文明也不该引以为耻，机会是偶然的。虽然每个文明都希望强盛不衰，但文明发展中出现缺陷是不可避免的，缺陷值得正视、值得反思，各文明应该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后继续向前。这也是史学对人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