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众所周知，现代中国版图主要肇基于清代所开创的多元一体格局。但深入思考却会疑惑，即为什么同为儒家或汉字文化圈的朝鲜，日本，越南和琉球并没有纳入版图。反而是非儒家或汉字文化圈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却被纳入中国版图呢？

笔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走向成功和强盛的关键，是其有能力对帝国统治内部的汉族地区与非汉族的内亚地区，实行灵活而具体的治理策略。以获得其对于清王朝的政治认同。即在承续“礼法”立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和统治秩序的同时，亦将蒙藏等民族存在的“政教一体”的思想观念和管理体制融入边疆治理体系之中。

嵌入互动

人们通常以萨迦派班智达公哥监藏携同他的两位侄子八思巴罗古罗思监藏和恰那朵儿只于1240年出使蒙古王子阔端于凉州的营帐一事，及第二世葛哩麻巴上师与于1250年代中期投归蒙古大汗蒙哥，是蒙古人最早接触藏传佛教的开始。之后元世祖的时候，忽必烈大帝与萨迦派上师八思巴之间建立起一种十分宗教化的“施主”和“福田”的关系，也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联盟。从此藏传佛教像春风一样，吹遍了蒙古人的各个毡房。

1619年，兴起于东北的努尔哈赤与蒙古喀尔喀部缔结了第一个军事政治联盟。1626年，又与蒙古科尔沁部缔结了第二个军事政治联盟。正是凭借与蒙古诸部的军事政治联盟，满洲力量得以壮大，攻城略地，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处于上风。

几乎在满蒙联盟的同时，努尔哈赤又推出“满汉一体”观念，强调“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633年，1634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来归，皇太极大喜，封官加爵。在皇太极时期，前来归附的汉人不断增多，皇太极继承其父的思想，宣布“满汉一体”。

蒙藏意识形态联盟和满蒙军事政治联盟的核心是蒙古；满蒙军事政治联盟和“满汉一体”理念的核心是满洲。彼此之间形成了嵌入式互动的格局。正是这种嵌入式互动的格局，是清朝可以在“一体化”的统治中成功的不二法门。

譬如：1771年，蒙古土尔扈特部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不远万里从沙俄的管制下重新回到中国。这其中藏传佛教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土尔扈特部从未断绝与西藏格鲁派上层的联系，据统计土尔扈特部进藏使团共有11次，其领袖为了其政权的合法性，必须寻求西藏达赖喇嘛的册封。因为“土尔扈特部重佛，敬达赖喇嘛，而沙俄崇尚天主教，不事佛，故对土尔扈特部实施奴役，其心不甘，恒归向中国。”可以说土尔扈特部的东归，主要就是在意识形态上对藏传佛教的认同。这也正是上文提到的嵌入式互动格局最好的诠释和例证。

三圣化现元末和元以后，西藏僧侣们把达赖喇嘛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现；把汉地的皇帝成为文殊菩萨的化现；又把蒙古大汗成为金刚手菩萨的化现，从而形成了一种佛教世界意义的特殊“三圣”结构。分别代表：慈悲（观音）、智慧（文殊）和勇武（金刚手），从此将西藏、蒙古和汉地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作为大清帝国的皇帝，不但要统治一个基于汉地的帝国，而且还要统治一个内亚的帝国，所以他需要在不同的时空里扮演不同的角色。对于大多数汉族大臣来说，他必须是以文治武功双全的“圣武皇帝”，对于满洲人来说，他又必须是勇武善战的部族联盟头领、大汗。而对于信仰藏传佛教的西藏人，蒙古人来说，他最好的形象是菩萨皇帝，文殊菩萨的化身。所以，这不但给予清帝宗教意义上的光环，也使得其对西藏，蒙古的统治变得容易接受。故藏传佛教确实是连接清朝与蒙古，西藏的一根强有力的纽带。

进藏熬茶

对于西藏来说，寺院经济属于依赖型经济。西藏寺庙主要依赖蒙古各部等信仰藏传佛教的人群布施来维持生计。史称“进藏熬茶”。而蒙古各部手中的金银，又主要是通过与清朝的贸易后获得的，也就是说，无论哪个蒙古部落进藏熬茶所布施的金银，均需要在与清政府贸易后才可以获得。

而西藏收到来自蒙古各部布施的金银之后，需要采买茶叶等必需品，则又得依赖与清政府的交易才能实现。如此，在经济层面上，这种嵌入式互动格局也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所以，清代的这种横向历史上的嵌入式互动格局，把汉、满、蒙、回、藏互动交融在一起，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得不佩服大清国的这种精心设计的国家架构模式，而这种国家建构也成为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