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朵花款”，还是“花冠款”，“簪花”似乎一直是女性的专宠。然而，在某个历史时期，这“花”也曾被男子不径摘走!
这个时期，就是宋朝。所谓“男子簪花”，指的是男子用时令鲜花或金银制、绸制、绢制假花插于发髻、鬓角或冠上。《宋史·舆服志》载，“幞头簪花，谓之簪戴”，以为装饰或礼仪程序的一种风俗。据考，所簪之花有茱萸、木槿花、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样式。
宫廷礼制簪花
“万数簪花满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北望全如花世界”“都人瞻仰天表，御街远望如锦”。
宋代“宫廷簪花”，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有明确说明。“宋代遇喜庆大典、佳节良辰、帝王出行，公卿百官骑从卫士无不簪花，帝王本人亦不例外。花朵式样和使用材料均有记载，区别明确。图像反映更可相互取证。”
“元丰中神宗尝幸金明池，是日洛阳适进姚黄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却宫花不御，乃独簪姚黄以归。”“后曲燕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真宗顾文元及钱文僖，各赐一朵。”宋代的皇帝是出了名的好赏花、簪花，赐花。
自真宗后“御宴簪花”盛行，宫廷赐花礼仪正式嵌入政治体制，可谓空前绝后。其中，对宫廷大宴之春秋大宴、饮福大宴、曲宴、重阳宴、闻喜宴以及皇寿宴的礼仪制度，《宋史·礼志》有详细记载，《梦粱录》、《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对“赐花、簪花、谢花”礼仪与所赐“生花”、“宫花”的品种、颜色、数量、对应官级，也有大量篇幅的描写。凡此种种，礼数严格，尊卑有序，违者纠举。
官宦雅集簪花
“红药而黄腰，号‘金带围’。初无种，有时而出，则城中当有宰相。韩魏公为守，一出四枝，公自当其一，选客具乐以赏之。时王歧公为倅，王荆公为属，皆在席。缺其一，莫有当之者。会报过客陈太博入门，亟召之，乃秀公也。酒半，折花歌以插之。四公后皆为宰相。”讲的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且簪了同样一朵富贵吉祥花的四位主人公——韩琦、王珪、王安石、陈升之，四人先后高坐相位。这就是著名的“四相簪花”故事，也是“雅集簪花”的典型案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官宦聚会，附庸风雅，簪花也当是一种凑兴。
饮酒娱吟簪花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宋黄庭坚词《鹧鸪天·黄菊枝头生晓寒》）“藉草成眠，簪花倚醉，狂歌扶手。”（宋刘辰翁词《水龙吟·征衫春雨纵横》）“记年时、多少诗朋酒伴，逢花醉、簪花舞。”（宋陈著词《水龙吟·好花天也多悭》）
有流传下来的酒令，“花酒（指花指酒）满筵有（指席上），酒满金杯花在手（指酒指花），头上戴花方饮酒（以花插头举杯饮），饮罢了（放下杯），高叉手（叉手），琵琶发尽相思调（作弹琵琶手势），更向当筵口舞袖（起身举两袖舞）。”（无名氏《调笑令》）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程序中的“插花”动作。
自古，我国就有“饮酒簪花”的习俗，宋时之如前朝，有过之无不及。宋人吴淑的传奇小说《江淮异人录（上卷）·李梦符》里就描写了一位死于“花酒”的奇人，貌如璧人，出口成诗，好四时插花。“梦符于狱中献诗十余首，其略曰：‘插花饮酒无妨事，樵唱渔歌不碍时。’钟竟不之罪。”可见此习俗极具普遍性。
良辰佳节簪花
“簪花”在民间礼服中亦称“礼花”，有曰或与今日“胸花”有关联。民间所好，素有寿庆簪花、嫁娶簪花、节日簪花之俗。
民间做寿，无论是寿星及主家上下人等，还是祝寿的宾客，皆好簪花。有宋词写，“笑钗符、恰正带宜男。还将寿花簪。”（宋邓剡词《八声甘州·寿胡存齐》）“华筵布巧。绿绕红花枝闹。朵朵风流。好向尊前插满头。此花妖艳，愿得年年长相见。满劝金钟，祝寿如花岁岁红。”（宋王观词《减字木兰花》）
民间嫁娶，新郎“簪花”。《水浒传》第五回周通抢亲，“头戴撮尖干红凹面巾，鬓傍边插一枝罗帛象生花。”（象生花即假花，亦称彩花，多以罗、帛、绢等制成。）或多备“簪花幞头”。“婿具公裳，花胜簇面……”“先三日，男家送催妆花髻……女家答以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婚礼中，“向者迎新郎礼，其婿服绿裳。花幞头，于中堂升一高坐……”其中所提新郎服之“绿色”未见传承，而“戴花幞头”之风则至少沿袭到了民国。
民间过节，簪四季花“以应时序”。“上元夜戴闹蛾、玉梅、雪柳；端午戴茉莉；立秋戴楸叶；重九簪菊。”以重阳为例，“月饮新酒，泛萸簪菊”是为传自东汉之古俗，宋时最盛；“菊花为‘延寿客’，茱萸为‘辟邪翁’”，每逢九月九日“茱萸会”，“紫萸黄菊，堪插满头归。”（南宋朱熹词《水调歌头·隐括杜牧之齐山诗》）描写的就是男子头上红紫的茱萸果粒与金黄的菊花丝相映成趣的景致。又见腊月与正月，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一幅极具艺术价值、民俗研究价值的传世精品——南宋院画《大傩图》轴，以“村田乐”为题材，所现十二人，多耄耋老叟，涂面舞蹈，滑稽逗笑，其装饰打扮，背蚌扣箩，五花八门。其中，“头插花、叶、柏、梅、竹”造型即宋代迎春仪中最具特色的戴“春幡胜”习俗之“簪花插柳”。
三教九流簪花
探花簪花。“宝津南殿，宴坐近天颜，金杯酒，君王劝。头上宫花颤。”（宋陈济翁词《蓦山溪》）“宫花”即“及第花”—杏花，源自新科进士宴前先行“探花”之举。明陶宗仪《说郛》引唐李淖《秦中岁时记》，“进士‘杏园’初宴，谓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罚。”“探花”作为“三鼎甲”第三名的代称，源于唐，立于北宋晚期，与“花”真切相关。另有闻喜宴“簪花”礼记载，“押宴官以下俱兴，就次，赐花有差。少顷，戴花毕，次引押宴官以下并释褐贡士诣庭中望阙位立，谢花再拜……”此服制被沿用，新科进士戴“簪花”垂戴幞头走马游街的造型在明《徐显卿宦迹图》中仍可清晰看到，而“状元插花”则演变为戏曲首服的一个程式。
优伶簪花。“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袱头（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袄子，义襴束带……”宋朝民间狂欢活动较多，“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散乐百戏迅速从神坛走向瓦肆、勾栏、乐棚。从业于乐工、歌舞、杂剧等的优伶多以男子为主，“簪花幞头”是为流行之演艺行头。典型考证可见：山东温县西关三街砖雕、河南偃师酒流沟砖雕、山西稷山马村的宋金墓群砖雕以及河北宣化的辽张匡正墓壁画。
死囚、狱卒簪花。《宋史》记，“绍兴间……郡狱有诬服孝妇杀姑，妇不能自明，属行刑者插髻上华于石隙，曰：‘生则可以验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后果生。”讲的是孝媳被诬杀婆，行刑之时她托刽子手将头上的簪花插于石缝，立誓若花活即证清白。有研究指，此含冤叫天之孝妇或为元戏剧家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原型之一。其中“髻上华”即为死囚之受斩妆束，此奇事洪迈《夷坚丁志》、《汉阳石榴》中则更详实，曰所簪之花为“石榴花”。亦有插纸花的，《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宋江、戴宗大限，狱卒为其“绾个鹅梨角儿，各插一朵红绫子纸花”。行刑前“插红花”多有向凶人表达道贺，贺其解脱的意思。另有记载，宋代皇帝大赦，为宣示圣恩、天恩，“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
缁素簪花。“宫廷簪花”之盛景造就了宋代特殊的官方文化，也直接影响世俗民间的潮流。“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在《牡丹记》中欧阳修有载，在《效赵学士体成口号献开府太师》中司马光亦有载，图像记录于宋苏汉臣、夏景画的各种《货郎图》更是多见。又记，“淳熙间，龙舟十余，綵旗叠鼓，交午曼衍，粲如织锦。内有曾经宣唤者，则锦衣花帽，以自别于众。”细想，这看龙舟赛戴“簪花”帽子，与今人看世界杯在脸上画国旗条颇为相似。与宋时花开四季的少俊头相比，老人头亦不落伍。你看那李唐的《春社醉归图》，刘松年的《香山九老图》，“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宋黄庭坚词《南乡子·诸将说封侯》）……更有甚者，宋时岭南僧人坐贾致富，妇女多嫁，为此“市中亦制僧帽，止一圈而无屋，欲簪花其上也。”竟形成当地特有的僧帽制作工艺，帽不封顶，以备僧人新婚“簪花”之需。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可见，作为一种普遍的民俗，宋代对“簪花”的特殊感情真是自上而下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此看来，宋代“男子簪花”蔚然成风，是历史长河中别有韵味的一个造型亮点。
从宫廷礼制化到民间娱玩，“男子簪花”现象恰好折射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普世态度、全民审美归宿以及精神认同。应该说，每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历史审美，而它的兴起、存在与消亡又都必有它的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