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市舶司，相当于现在的海关。而宋代对海舶和外商的管理，基本继承了唐代开放、优待的理念和精神。针对对外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北宋元丰三年在广州颁布《市舶法》，《市舶法》具备了外贸法的雏形，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制约机制和管理体系，保障了民间商人的合法权益，对宋代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对外开放的高峰期，即唐朝和宋朝。而两朝对外开放的形式不同，从两位诗人的诗作可窥一斑。

唐朝大诗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有“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诗句，描写大明宫殿的华丽、帝王的尊严和四海臣服的大唐气象。北宋翰林学士李邴《咏宋代泉州海外交通贸易》有“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诗句，描绘的是东方第一大港泉州帆樯如云、商贾辐辏的繁华商贸景象。

唐朝是“万国来朝”的帝王荣耀，而宋朝则是“万国通商”的经济繁荣。宋代更加注重实用主义，对外贸易做得风生水起，达到了历史新高，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第一部）对外贸易法规《市舶法》诞生了，比1651年英国颁布的第一个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法案《航海条例》早了571年。

空前繁荣的宋代对外贸易

一千多年前的宋代，造船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海船的质量已处于当时世界领先水平，宋太宗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3300余艘。宋朝出海商船的数量之多、吨位之大，堪称世界之最。

宋朝建造的船有客舟和神舟，宋朝画家徐兢曾跟随宋使出使朝鲜，他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记述了这两种船的大小及具体构造，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一斛为十斗。神舟比客舟要大得多，“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梦粱录》也有记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料”是古代造船计量单位，一料是十立方尺（宋尺）。

造船业的飞速发展，加之指南针在航海上的运用，推动了宋朝对外贸易的蓬勃兴起，海上丝绸之路方兴未艾，中国沿海港口迅猛发展。为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宋太宗赵光义极重视外出招商，据《宋史》记载：“雍熙中，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宋高宗赵构尽管偏安江南一隅，但是对外招商却不遗余力，发明了“以商招商”。

绍兴年间，阿拉伯商人蒲亚里长期在中国经商，赚了一大笔钱，娶了一位中国妻子，于是不想回国了，想定居广州过幸福舒适的日子。高宗知道后命令地方政府官员劝说蒲亚里回国，去宣传宋朝的招商环境和优惠政策，招揽更多的蕃商前来贸易。

朝廷和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招商环境，制定了吸引蕃商（外商）和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法规政策，减免商税，奖励银彩，赐以服饰、礼品，蕃商来华或离开，市舶官员设宴招待等，对成绩突出者还授予官职，以示褒奖。如南宋后期，曾任命外商蒲寿庚为“提举泉州市舶司”，掌管海外贸易工作30余年。

广州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中心，外国商人接踵而至，聚集在广州。朝廷为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兴建了专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区域，并由他们推选一位负责人，经宋朝皇帝下诏任命，穿宋朝官服，与当时的官吏享受同等待遇，负责该区域的管理事务。在区域内还设置市场和供外国商人子弟入学的学校。福建的泉州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东亚的高丽、日本，南海的马来半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南亚和西亚等地的商人都往来于此开展贸易，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

宋朝政府尊重穆斯林的生活习惯，专门在泉州建设了清真寺。宋朝在广州、泉州等港口设立望舶巡检司，在主要航道的沿途岛屿设置兵寨，派兵士护航，严厉打击海盗，确保海上贸易的畅通和经商人员的安全。

由于宋代对外贸易的空前繁荣，一些贸易纠纷摩擦和走私现象时常出现，亟待进一步规范管理，一部对外贸易法规呼之欲出。

世界上第一部外贸法——《市舶法》

市舶是唐宋时期对中外互市商船的通称。海外贸易的立法起步于唐朝，但是没有形成体系。到了宋代，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发展，对外贸易立法也逐渐趋于完备和成熟。

在北宋建立之初，一些贸易制度主要靠皇帝发布诏令执行，如皇帝曾下诏规定一些特殊商品由官府垄断专营，《宋史》记载：“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阯、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

由于都是临时性的规定，地方政府在实施过程中难免有些偏差，在执法上有些混乱，有一年广州对外贸易大幅度减少，有人说是因为市易司干扰，所以外商不来了，皇帝命令提举司追查这件事，以正视听。

曾担任广州知州4年的程师孟大力提倡国际贸易，发展外贸经济，增加了广州的税收，使广州居民安居乐业。后来他调到京城任集贤殿修撰，熙宁九年（1076年），他请求关闭杭州、宁波的市舶，其他都隶属于广州市舶司。皇帝“令师孟与三司详议之”，这一年，市舶收入达到54万贯。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私自交易，但是屡禁不止，于是关于市舶制度的立法被提上了议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颁布了我国古代第一个专项外贸法规《元丰广州市舶条法》（简称《市舶法》）。《宋史》记载：“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虽然前面冠以“广州”二字，但是不局限于广州一地执行，而是通用于全国的一部法规。

《市舶法》确立了对外贸易的经营与管理主体——朝廷，同时也保障了民间商人（私商）的合法权益，但是必须取得合法贸易资格，由市舶司颁发公据（外贸经营许可证），才能从事海外贸易。

在加强商船出入境管理上，商船出海前先到市舶司登记，领取公据，返航时，在原发航港口住舶，接受检查。并且不准夹带违禁物品和前往违禁地区，由官府派兵监视，以防船货逃税。《宋史》记载：“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严格进口货物的管理，采取禁榷制度，一些商品由官府专营，其余物品可以自由买卖。《宋史》记载：“其后乃诏：‘自今惟珠贝、玳瑁、犀象、镔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于民。’”

宋朝的海关——市舶司

市舶司是负责实施《市舶法》的衙门，是朝廷设立的管理对外贸易的官府，如同现在的海关。

北宋建国之初，朝廷就设置了“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元祐初，诏福建路于泉州置司。大观元年，复置浙、广、福建三路市舶提举官”（《宋史》职官七）。

开宝四年（971年），北宋首置市舶司于广州，相继又在杭州、宁波设置市舶司，合称“三司”。《宋史》记载：“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又于杭、明州置司。”

出海商船到其他沿海港口，都要赶赴附近的市舶司勘验发证放行，有时要排队很久才能勘验完毕，这远远不能适应海外贸易日益发展的需要。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议请求下，元祐二年（1087年）在福建路泉州增设市舶司，次年又在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州）设市舶司，并升为胶西县，这是北方唯一的市舶司，往来交易红火，极为繁盛。以后又先后在秀州华亭县（今上海松江）、温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等地相继置司。

市舶司的职责：

一是管理舶商，核准颁发对外贸易许可证；二是征收舶税。“名为‘抽解’，也叫‘抽分’。抽解的多少，常有变化。通常是十分抽解一分，也有十分抽二、三、四的”（范文澜《中国通史》）。即根据一般商品和贵重商品的不同，官府按一定比例抽取若干份，也就是以实物形式上缴的市舶税；三是收买舶货。“名为‘博买’，也叫‘抽买’、‘和买’、‘官市’。太宗时，曾规定博买一半。真宗时，规定博买十分之三，也常有变化。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准许卖给商民”（范文澜《中国通史》）；四是对准许出海、回港的船舶进行检查，察看有无携带违禁之物；五是主持祈风祭海。

对外贸易的繁荣发展，使北宋形成了四条海上运输线：

一是从广州通往越南、印尼等地，再由此和阿拉伯国家交通。二是从宁波或杭州通往日本和高丽。三是高丽经过渤海到登州（今山东蓬莱）或密州板桥镇再向东南沿海和内陆输入外国商品。四是由泉州经南海抵达阿拉伯各国。

海上运输线路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北宋的对外贸易，一时间，南方各大港口外商云集、千帆竞发，万国通商的繁华景象蔚为壮观。市舶收入是宋王朝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北宋中期大约在五六十万贯上下，到了南宋时期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贯以上，约占朝廷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经济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