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还是保护 皇帝也很纠结

宋代中前期，皇帝总体上还比较体恤百姓，为避免官府与民争利，曾多次下文开放山泽，官府不得随意插手。比如淳化元年二月，宋太宗在《诸处鱼池任民采取诏》里明确指出，各地江河、湖泊、池塘以前都归政府管理，老百姓没份儿，从今以后，水产任民间渔捕，如果自家吃，白吃不收钱；如果贩卖，缴点税就行。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宋真宗颁布《禁豪户封占江湖诏》，“江湖间贫民捕鱼，豪户不得封占”。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淳熙十六年五月，户部郎中丰谊向宋光宗上奏，沿江及深海地带，谁去捕鱼，当地豪强要收租，说这一带是自家耕地坍塌而变成江海的，而现在那里是深水区，不再是耕地，都说皇帝您心系百姓，得允许他们自由捕鱼，若是豪强敢胆肥收租，那就抓起来，关进大牢，行不？光宗还真准了。

但中央一松口，地方就反弹。宋朝人口众多，崇尚奢侈，既然皇帝规定任由百姓采捕，全社会立马积极行动了起来。宋祁《放生池记》云：“大江之南，水物惟错，污卑钟美，云雨兴利。民就蒲羸，取虫蚳。篆越之捕日繁，鯫鲍之钓家至”；“挺叉沉饵，此焉攸处。”大伙儿就使劲捕鱼打猎，于是导致“川蕴中贫”。陆游曾感慨，“先王盛时，山泽有虞，川林有衡，渔猎有时，数罟有禁。洋洋乎，浩浩乎，物各遂其生养之宜”；“至于后世，德化弗行，厉禁弗施，广杀厚味，暴殄天物，放而不知止。舍耒耜而事网罟者，日以益众。”意思是大宋早先用有度，取有时，捕有法，没过度开发，生态环境很好，如今全民行动，过度捕杀，导致危机重重。

话说江西鄱阳城北有个土湖，据彭汝砺《土湖记》记载，该湖地理条件优越，西南连大江，东北枕平陆，傍山阜，接稻田，水生动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周围百姓在湖中讨生活，“水春而聚，菱夏而生，秋采其实，既冬而渔。日计不足，岁乃有馀。自子孙取采于斯，彼之生出无穷尽，而我取之亦未尝既。”后来，当地居民通过合作，采用新技术打捞湖产品，开挖沟渠，放干湖水，湖中生物被一扫而空，以致生态资源遭到了毁灭性破坏。此后，入湖捕捞，较之从前，“十才一二，民日益贫”。百姓愚昧，以为上天发怒，遂花钱祭祀，但效果全无，反受其累，越发贫困了。

没办法，皇帝只好下令保护动物。比如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在《禁采捕诏》里明确诏令百姓不准随意张网捕捉鸟兽虫鱼，特别不能损伤鸟蛋幼兽，相关部门严加管理，每年都要下文件向百姓重申，并将执行情况向上级报告。大中祥符三年二月，宋真宗更是严格要求，每年春夏期间，正值万物竞长之时，各州府赶紧到民间收缴粘竿弹弓罗网之类“作案”工具，敢私藏不缴的，严惩不怠。

其实皇帝的目的也不是完全禁止渔猎，而是要求广大群众选择合适的季节渔猎适量的成年动物，以避免杀鸡取卵。

顺物之性 皇帝下诏保护昆虫

“顺物之性”的说法源自庄子。《庄子·养生主》云：“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把雉关进笼子，养作宠物，固然生存条件变好，但却违背了雉的自然之性。

宋代在生态上追求“顺物之性”，禁止或反对捕捉野生动物为宠物，从两个皇帝的诏书可见一斑。一是端拱元年二月，太祖下诏，“珍禽异兽，何足尚焉!荣采捕于上林，复幽闭于笼槛，违物类飞鸣之性，岂国君仁恕之心？既无益于邦家，宜并停于贡献。应两京诸州，今后并不得以珍禽异兽充贡举”。二是天禧三年二月，宋真宗颁诏，谆谆教诲臣民，禁捕山鹧鸪“以为玩好之资”。

既要“顺物之性”，那就得尊重生命，于是“戒杀放生”在两宋很流行。

宋真宗治国水平不高，却心比天高，曾学秦皇汉武去泰山封禅。在大中祥符四年八月，这位皇帝发了个奇葩诏书，要求农民在10月以后才能烧火田（在田里焚烧野草作肥料），以避免烧死昆虫。

据彭乘《续墨客挥犀》记载，王安石从不杀生，退休后住在南京，“每得生龟，多放池中”。诗人陈与义，不缺钱，写过《放鱼赋》，记叙某人竭泽而渔，无数鲜活的鱼虾命在顷刻，诗人万分心疼，赶紧掏钱买下放生。

宋政府也积极推进该项工作，多次命令各郡县设立放生池，举行放生活动。据统计，《全宋文》中收录的放生池碑记和讨论放生的文章就有20篇左右。宋代的戒杀放生思想，主要来自于当时理学之“仁”。理学家张载曾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爱人，仁之事耳。”程颢曾遇见过一只蝎子，“杀之则伤仁，放之则害义”，反复思虑，终于未杀，可见“仁”的直接影响力之大。

当然，宋人并非不知变通，比如遭遇到动物威胁时，还是会以人为重。陈尧佐的《戮鳄鱼文》里说，他在担任潮州通判期间，万江硫磺村张氏子和母亲濯于江边，为鳄鱼所食。陈尧佐命人捕得这鳄鱼，“诛其首而烹之”。某年发生蝗灾，朱熹作《发蝗虫赴尚书省状》，主张立即采取措施捕杀。姚炎的《捕虎纪略》记载，安徽祁门发生严重虎患，两千多人死伤，端平改元，傅褒为知县，组织捕杀，捕11虎，朝廷予以奖赏。

问题在于，杀生可谓“不仁”，是“贱物而爱人”，没有体现“仁民而爱物”。最佳的选择是人和物“全而兼爱”，具体来说，就是让野生动物和人类各得其所，各有合适的生存地域，互不干扰，互不争夺资源，和平相处，自得其乐。

反对改湖造田 苏轼开整西湖

宋代改湖造田，集中在江南，尤以宁波、绍兴等地为多。一些地方豪强出于一己私利，建议官府开放改湖造田。一些官员，或因有利可图，或为政绩工程，打着为国兴利的旗号，建议把围湖造田合法化。南宋初年，太湖附近驻扎了大量军队，他们利用人多、有组织、地方政府难以干涉等优势，大规模围湖造田。据《鄞县志》载，明州知州吴试可改造广德湖，造田八百顷，“募民佃租，岁入米近二万石”。据王十朋的《鉴湖说》记载，某人知明州，“今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所得租米六万余石”。

改湖造田的危害，宋人多有论述。鞠仲谋的《连江县重濬东湖记》，郏亶的《上苏州水利书》，舒亶的《西湖记》、《水利记》，王庭秀的《水利说》，史才《围田利害状》，薛徽言的《论湖田奏》，王十朋的《鉴湖说》，留佑贤《相度围田利害奏》，徐次铎《复鉴湖议》等文章均提出反对意见：

一是改湖造田虽貌似增加了良田和粮产，但水旱调节功能减弱，周围农田易遭水旱之灾而荒芜歉收，总粮产反而会减少；二是改湖造田会改变当地的生物群落结构，破坏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导致食物总类减少；三是改湖造田也影响该生态系统为人提供美感的功能。

苏轼任杭州知州时，西湖“水涸草生，渐成葑田”，“堙塞其半”，他于元祐五年上《乞开西湖状》，列举了西湖的一系列功用，认为湮塞了的西湖必须要重新开挖整治，以恢复其功能：能够蓄水泄水，灌溉周围农田，抵御旱涝灾害，“濒河千顷，可无凶岁”；能够给居民生活提供优质的水源；能使西湖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可以为城市提供多样的食品资源。湖中“蛟龙鱼鳖”繁育，“下湖数十里间，茭菱谷米，所获不赀”；能够保证工业生产用水。“天下酒课之盛，未有如杭州者”，酿酒需要优质的水源，西湖就是这样的水源；西湖湖水可以保持运河水位。如果湖水不足，江潮入运河，所夹带的泥沙容易造成运河的淤积，对城市造成影响。

疏通下水道 整治排污系统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宋人已经认识到城市排污系统不畅，不仅给居民造成了种种不便，且容易导致疾病流行。比如成都，唐代白敏中任节度使时，主持修建了比较完备的城市排污系统。到了宋代大观年间，席旦执政成都时，排污系统早就瘫痪，“城中积潦满道”。席旦乃主持修濬，“至秋雨连日，民不告病”。三十年后，席旦的儿子席益执政成都，排污系统又瘫痪，“春夏之交大疫，居人多死。众谓熏蒸之咎”。次年，席益即部署百姓通沟渠，泄污水，“是岁疫疠不作，春秋雨过，道无涂潦，邦人滋喜”。濬渠挖出的污泥，则由农民取为肥料，化废为宝，化害为利，符合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

楼钥的《慈溪县兴修水利记》记载，慈溪“县河浅淤，菰蒲丛生”，百姓“侵其旁，艺木作室。日就堙微”。雨水和秽污停滀，“气壅不宣，多起疫疠”。经过濬修整治，使雨水和污水等能够及时排出，“如人之身，气血滞郁，疢疹随生。医巧药良，导之流通，则举体和畅，精神自倍。”姜容的《州治濬河记》记载，台州城“山阻江蹙，鳞集数万家，迫隘湫郁于其间，为河以导沟浍，使人脱沮洳，宅亢爽，风气宣泄，疾疠不生”。后来，该河淤塞后，“雨俄顷，浊潦没道，甚或破扉啮屋。春夏湿蒸，疾疠以滋”。经修复后，“无雨潦疾疠之患”。

官员不修衙 广植树木固堤

宋代继承了我国种行道树的传统，特别是开封的城市绿化首屈一指。据《东京梦华录》载，当时开封城内街道旁栽有柳树、樱桃和石榴等。联合国有关组织曾编写了《有一个地球》一书，称赞“宋朝的都城汴梁，每条街上都是水声潺潺，花香袭人”，足见开封林木之盛。古都长安也是绿树成荫，秋槐成行，宋代兵部尚书李涛赞道:“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江南一些城市因气候温暖湿润，更是繁花绮丽，景色宜人。陈克的《菩萨蛮》中写道:“赤栏桥尽香街直，笼街细柳娇无力。”苏轼在《望江南·暮春》词中赞曰:“半壕江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可见，行道树不仅遮阴吸尘、消除噪音，还能美化环境。

宋时黄河等河流经常泛滥，淹没庄稼，冲毁村庄。中央不仅下诏 号召广植堤岸树，以固堤防。宋太祖建隆三年十月诏曰:“缘汴河州县长吏，常以春首课民夹岸植榆柳，以固堤防。”堤上，疏植桑柘，可以系牛，牛得凉荫而遂性，堤得牛践而坚实，桑得肥水沃，桑多则蚕壮。这就构成了“堤树—牛—土—桑—蚕”的小型生态系统，一举数得。

王嗣宗在澶州做通判，不修衙，却植树万株。谢德权在汴河，不修衙，植树“数十万以固岸”。陈岘淳在平江府，不修衙，在许浦河“植杨柳一万株”，以固岸堤。袁枢在江陵府，仍不修衙，“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

修建堤坝，植树造林，赤膊上阵，挥汗如雨。那些宋朝官员，在这方面值得夸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