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吏考核被称为“考课”、“考功”、“考绩”等，主要考核官员的品德和绩能。唐朝官吏考核制度具有鲜明特色，考核机构设置合理、覆盖面广，标准制定规范、便于执行，程序安排严密、公正透明，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

吏部设考功司，为考课四品以下内外文武官吏的主要机构。考功郎中，从五品上，主持对京官的考核；考功员外郎，从六品上，负责对外官的考核。亲王及中书门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护、节度观察使等官吏的考绩，通过上奏“功过状”，由皇帝亲自或另派人考核，称为内考或内校。

为防止考功司徇私枉法影响考核结果的公平公正，唐制规定，以德高望重的两位京官担任“内外校考使”，又以中书舍人、给事中各一人充内外监考使，对官员考核等级进行评估，避免尚书省一家独断，起制约、监督之效。

考核时，由应参加考核官吏对当年内的功过治绩作出自我鉴定，写成简要考状，由本司或本州长官当众宣读评议，按优劣定为上上至下下九等考第。然后征求被考核者的意见，如有不当，还可重新复核改正。校定后的考第录为考簿。京城诸司的考核工作一般在九月三十日以前结束，考簿直接送尚书省考功司。各地府州则必须在十月二十五日以前，把其考课簿交朝集使送至京城。

因此，吏部考功司的考核也分为两种：京官考核，集合应考者当面唱读考课簿注定；地方官考课簿则对朝集使注定，然后上报皇帝批准公布。定考时，考功司对于各部门所定考第有不妥者，有修改的权力。为示公平，考功司定考时一般还有监考使和校考使在旁监督。他们对官吏的定考也有发言权。

官员考核的标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指“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恪勤匪懈”，即德、清、公、勤，是对所有官吏的通用考核标准，侧重于道德品行方面。“二十七最”则是针对二十七类官员具体职责规定的不同要求，侧重对才能政绩的考察，例如对铨选官员，要求“擢尽才良”，对谏官、言官，则要求勤于“献可替否”。

考官据此标准将被考者定为上上至下下九个等级，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无最而有二善为中上，无最而有一善为中中，职事精理、善最不闻为中下，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背公向私、职务废阙为下中，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唐代这种德才结合、分类考核、等级明确的考核标准，既便于实施，又利于择优汰劣，有效推动了吏治的改善。

唐代官吏考课程序制定严密，每年进行一次小考，任期结束后再举行一次大考。小考评定被考官吏的等第，大考综合任期内的等级以决定升降赏罚。考核时，先由中央诸司及地方官府长官进行初考，被考者对当年的功过治绩作出自我鉴定，写成简要考状，由长官当众宣读，按优劣划定考第。后由朝廷派员进行复考，本人如对结果有异议，允许提出复核。校定后的考第录为考课簿，考簿汇总至考功司，由人员初步审核、分类整理登录。考核完毕后公布考课结果，并发放考牒，作为其官职迁降的依据之一。考核等级列中上以上者，每进一等，加禄一季；列中下以下者，每退一等，减禄一季；获下下考者，则解除其官职。这就促使官吏立足职位，争优做强，不敢稍有松懈。

对于流外吏员，不按上述标准，而另列四条加以考核，即“清谨勤公为上，执事无私为中，不勤其职为下，贪浊有状为下下”。

唐代前期，对朝廷三品以上和地方四品以上高级官员并未制定明确的考核标准，其考课等第由皇帝决定。安史之乱后，由于地方方镇势力的膨胀，唐朝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开始制定出对地方高级官员的考核标准，规定在每年八月进行考核。但在实际上，由于藩镇势力的强大，这些考核标准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

唐代官吏考核制度在前期作用明显，对官吏具有较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到中后期，由于执行不严格以及地方割据势力膨胀，逐渐流于形式，失去了效果及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考课制度执行不严格，使考课成为形式，尤其是在安史之乱后，“考绩之司，事多失实，常参官及诸州刺史，未尝分其善恶，悉以中上考褒之”。

二是在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膨胀，对方镇的考课无法实行。唐德宗贞元七年（791），校外官考使上奏说，当时“诸州观察、刺史、大都督府长史，及上中下都督、都护等，有带节度使者，方镇既崇名礼当异，每岁考绩，亦听奏裁”。可见当时朝廷考官对方镇的考核无法进行，只好把责任上推给皇帝，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