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城区北长街路西39号，有一座叫万寿兴隆寺的寺庙。寺庙紧邻紫禁城西华门，与福佑寺隔街相望，今为西城区文物保护单位。晚清民国时的万寿兴隆寺十分有名，因为当时寺中居住的都是清末退休的太监，是一座非常典型的太监庙。

出佛入道的清代太监

宋代，官僚士大夫流行功德寺（坟寺），祭祖多由功德寺僧人代为进行，国家赏赐或士大夫出资，以田养寺、以寺安僧、以僧祭祖的模式颇为盛行，这对中国佛教寺院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此风延至元代。明代以降，特别是嘉靖“大礼仪”风波之后，平民百姓祭祀始祖、建立祠堂正式合法化，“宗祠遍天下”的局面开始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士绅祭祖由功德寺转移到祠堂，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功德寺彻底衰落。

但是绵延数百年的功德寺，明、清以来并非没有余绪。太监没有直系血缘后代，而且往往被人蔑视，死后不能埋入祖坟。明清太监死后的祭祀，仍主要依靠功德寺。明代太监势力极大，他们捐助兴建或重修的寺庙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清代名人龚景瀚在《游大慧寺记》有这样的记载：“环（北京）城四野，往往有佛寺，宏阔壮丽奇伟，不可胜计。询之，皆阉人之葬地也。阉人既卜葬于此，乃更创大寺于其旁，使浮屠者居之，以为其守冢之人。”

清代，太监与僧人交往，利用寺院养老、安葬于寺院坟地的情况，依旧比较普遍。据晚清民国时期的大太监信修明记叙：“清代太监养老组织有二：一是当和尚或当老道；一是加入养老义会。太监之有信念者，差不多皆在寺观中挂一和尚、道士名，积蓄资财，作老来归宿之准备。有志者联合同类多人，创建自主之庙观，开山传派，延长本门之香烟，结宗传代，故旧都寺庙，多与太监有关系。”

清中前期，太监单独或集体以义会名义出资，或购买田地，或购买出租房，以租金、利息、份子钱甚至下层太监数年庙中劳役，作为寺庙香火费用，由寺庙负责太监坟地包括祭祀在内的各项事宜，这是非常普遍的。清中后期，太监坟地多依傍佛寺，但晚清太监普遍皈依道教全真龙门派，晚清民国大约20余个太监庙（民国政府登记类别为“太监道庙”，俗称“老公庙”）基本上由太监道士自主经营。

太监庙的组织管理模式

晚清民国，北京不少重要的太监庙原本多是佛寺，如万寿兴隆寺、金山宝藏寺等。太监从僧人手中接管佛寺，主要是通过经济手段，借重修佛寺的名义而将佛寺买过来。如万寿兴隆寺，由于经济拮据，寺院僧人真庆将寺院原有地产典当给太监，最终将全寺都“卖”与了太监，这样万寿兴隆寺作为容留太监养老的佛寺，在19世纪初正式变成了专供太监养老，由太监自我管理的太监庙。19世纪中后期，由于慈禧太后宠信北京白云观道士等原因，大批太监得以在白云观受戒，并以全真教道士的身份住持太监庙。太监庙与一般佛道教寺庙的宗派制度、组织管理模式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

子孙缘与兄弟庙是全真太监道士组织寺院的两种基本形式。其中，子孙缘类型的太监庙，不必像养老义会那样入会要交钱，全凭师徒关系免费入道。不过，由于经济拮据，晚清民国维持下来的绝大多数的太监庙，都是采用兄弟庙的形态。晚清作家贾英华的《末代太监孙耀庭》一书中就提到，“凡进寺的太监，出宫前就必须至少交纳寺里100块钱（银元），否则连门槛都甭想迈入。出宫后，还要在这儿义务服4年劳役，无不轨行为，才能够被正式收纳。”兄弟庙，入庙要交钱，师兄弟是“合资”办庙，故此寺庙住持更替，师兄弟优先，而直系第二代弟子次之，这与传统佛、道教的十方丛林（传法弟子继承）、子孙庙（剃度弟子继承）的继承模式有很大差异。兄弟庙同子孙缘相比，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入庙要交钱，二是住持继承“先尽师兄弟，后传徒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