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明王朝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朝代。在其之前，中原腹地的统治权是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蒙古族的掌控之中；而在其后，则交到了另一个少数民族——满族的手中。考察明朝后期在对待蒙古族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与得失，有助于我们了解明朝政府为解除蒙古族对中原腹地的威胁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清王朝是如何取代明朝而入主中原，更有助于我们认识民族政策对于民族关系的重要性。

明朝政府对蒙古政策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既相互依存，又随时对抗

北方的蒙古族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明史·兵志》记载：“终明之世，边防甚重。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指的就是明朝政府长达200多年对北边蒙古的防御。明朝政府在此期间对蒙古政策的变化过程，几乎是与整个明朝的历史相伴。明朝自建国初始，统治者就把对蒙古的战争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通过两代帝王（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的努力，明朝虽把蒙古势力最终赶到了大漠边上，巩固了对中原的统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蒙古对其北方边境的威胁。继朱元璋、朱棣之后，如何处理好明朝与蒙古的关系，始终是明朝统治者无法忽视的事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

有明一代，蒙古与明朝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随时对抗的交错之势。这一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层的历史原因。明朝政府自始至终在处理蒙古问题上就没有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所制定的政策基本都是建立在蒙古必须彻底臣服的基础上，因而毫无平等可言，势必造成双方对抗不断随局势的变化而加剧。明朝中期以后，蒙古的不同部属先后对明朝的西北边境发动了持续多年的入侵和袭扰，并在嘉靖年间达到了最高潮，边境百姓居无宁日，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到了隆庆年间，明朝政府迫于对己不利的严峻形势，与漠南（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蒙古右翼达成了颇具历史意义的“隆庆和议”。蒙古方面接受王封，对明朝俯首称臣，双方之间开始了正常的政治交往和经济贸易，使得明朝的西北边境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安宁。与此同时，明朝政府在“隆庆和议”之后，根据漠南蒙古势力左、右翼格局的形成，从战略上考虑对蒙古左翼实行了“拒贡”政策（拒绝对方提出的互市贸易要求）。这一政策措施，使得蒙古左翼对明朝辽东（今东北辽宁一带）边境地区的入侵袭扰加剧，明朝政府不得不于万历年间开始逐步改变对蒙古左翼的“拒贡”政策，并以变通的方式（通过第三方）与之实现了互市贸易，同时对蒙古右翼的政策进行战略性微调，以期进一步巩固与蒙古右翼的贸易关系。

进入万历后期，建州女真（满族的祖先）开始崛起，建立后金政权，使得明朝在辽东边境地区的防守压力进一步加大。明朝政府在维持对蒙古右翼既定政策不变的前提下，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蒙古左翼的拉拢利诱上，其目的是通过加大对蒙古左翼发放抚赏银两的力度，借助其势力来共同对抗后金。特别是到了天启、崇祯在位期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来镇守辽东，并不惜放下天朝大国的架子主动与蒙古左翼方面的代言人——察哈尔部林丹汗达成“以赏助兵”的协议来联合抵抗后金持续不断发动的进攻。但由于皇帝昏庸、政局混乱、战事频起、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明朝政府的财力几近枯竭，难以支撑起辽东局势突变所带来的各种经费开支，因而朝廷上下对此变故争论不休，难以作出果断的决策。再加上天启和崇祯两位皇帝在实施对蒙古政策过程中不断表现出来的模糊性、摇摆性和不坚定性，使得明朝政府既定的政策屡屡受到蒙古方面的牵制，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定性，更没有达到明朝政府所期望的目标，进而逐步丧失了抵御后金进攻的主动权。

而后金的统治者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此时则进一步加大了对蒙古部落争取和绥服的力度，他们坚持“恩威并施、利益诱惑、情感笼络（双方联姻）”的政策，使得蒙古诸部逐渐归附，转而联合一道攻打明朝。天启年间，陕西境内的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很快横扫大半个中国，大大牵制了明朝的力量。起义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占了北京。山海关守臣吴三桂向清军投降，引领清兵进驻北京城，明朝在中原腹地的统治权最终交到了清朝统治集团手中。

明朝与后金争取蒙古政策的比较：

后金远比明朝高明

关于明朝后期对蒙古政策的得失，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看：其一，从明朝政府对蒙古右翼的政策来看，一度有过从互市贸易到中断贸易，再到恢复贸易这样的战略性调整，但不管怎样，还是自始至终保持了前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使得明朝的西北边境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基本得以安宁，虽然这并没有从根本上促使蒙古右翼诸部诚心归服。其二，从明朝政府对蒙古左翼的政策来看，明朝对蒙古左翼的宽容程度远不及蒙古右翼，双方的贸易往来也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这或许是明朝政府视蒙古左翼为正统（元室皇族后裔），担心某一天他们会再打回来取而代之，加之蒙古左翼曾一度迁徙到离明边境较远的地方，使明误以为其对自己的威胁已经减小。明后期，明朝迫于形势的变化改变策略，达成双方之间的协议，但还在抚赏银两的多寡上争来争去，更没有达到双方进行真诚合作的目的。

如此说来，明朝对蒙古政策的失败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能够顺势入主中原自然成为历史的必然。实际上，对蒙古政策的失败是明朝政府错误的民族观所致。学者陈梧桐、彭勇在《明史十讲》中指出：“明朝的统治者虽然一再声明‘华夷一家’，对各个民族要‘一视同仁’，同时又继承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思想，认为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理当‘以小事大’，接受汉族王朝的统治。基于这种民族观制定的威德兼施政策，其本质仍然是一种民族歧视与民族压迫的政策。……因此，明王朝的民族政策尽管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可以取得某些成效，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

考察明朝与后金争取蒙古的过程，前后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但比较双方对蒙古采取的政策，应该说后金的做法比明朝要高明得多、实惠得多。对于这个问题，学者袁森坡把明朝争取蒙古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隆庆以后，明朝迫于蒙古右翼首领阿勒坦汗（俺答）的军事压力，允许其“封贡”、互市，使明宣府、大同以西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安定与和平。同时坚决拒绝了蒙古左翼大汗封贡、互市的合理要求。这种政治上歧视孤立和经济上封锁限制的政策，势必给以察哈尔汗为首的蒙古左翼各部的经济生活、牧业发展造成严重的困难，从而引发辽东地区长期的战乱。明蒙之间长期的残杀，播下了猜忌的种子，挖掘了仇恨的鸿沟，使统治集团双方很难消除隔阂，建立信任。这是明朝难以争取蒙古的原因之一。

第二，明朝为了打击蒙古，采用汉族统治者“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利用蒙古右翼压制蒙古左翼，同时又拉拢女真以钳制蒙古左翼，使蒙古左翼处于东（女真）南（明朝）西（蒙古右翼）三面包围之中。而努尔哈赤在争取蒙古时，十分强调蒙古、女真都是明朝压迫政策的受害者，一再重申女真、蒙古利益一致，应当共同抗明。同时施与军事力量的威慑，金钱财帛的利诱，婚姻关系的羁縻，思想感情的笼络，加上蒙古、女真风俗习惯上的相近，这是使蒙古倒向后金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明朝畏蒙古如虎狼，而又贱之如犬羊。一旦蒙古失利，明朝的凶残面目立刻暴露无遗。后金大军征讨蒙古左翼察哈尔部，面对急需雪中送炭的盟友察哈尔，明朝不仅没有抚慰劝勉、安置救济的表示，相反，还乘其危急，落井下石。将求救的察哈尔部众全部乖乖献出，并与皇太极订“城下之盟”。

第四，蒙古与明朝修好臣服期间，明朝对蒙古封建主也封以王位等，同时给印、授敕、赐衣，允许世袭，但并没有改变蒙古贵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这是蒙古各部不断与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加之明朝内部阉党专政，皇帝刚愎而又多疑，阉党余孽乘机谗害富有远见、胆识、谋略的大臣，致使明朝的几位杰出的守边大臣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或传首九边，或遭凌迟处死，或投闲置散。明朝自毁长城，将能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搞掉了。随着农民大起义的烈火燎原，明朝的丧钟也随之敲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