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降，各类志书发达，所记也趋于详尽。《光绪·富阳县志》录明知县27人，《道光·新城县志》录知县约20余人（明朝276年历史，两地以名宦录入者约十余年左右一位）。新编《富阳县志》体例严格，人物著录要求高，在传记栏目中没有知县的入录，在人物简介栏目中有明一代只记陈观、刘秉（即打虎知县）和吴堂三人（其时，人物选录注重富阳、新登本籍人士。古代官僚制度与今天在某些问题上有相似之处，如知县等都作异地交流。旧志倒是记录了一些到富阳、新登任职被誉为名宦的外籍知县及其他官员。想来今后若再编新志当注重这一点）。这些入传的知县，算得上是富阳、新登的好父母官，尽管描述多少有点虚套，倒也有些趣闻，不妨一记。

滕辅，洪武间知县，勤政事，工篆书。其书邑人若获一尺，便视至宝。看来是位书法家。能书善画的官吏其实不少，如杜斗愚，崇祯年间以举人知县富阳，云其“礼士恤民，有循吏风”又“能诗书工画”。李启，湘阴人，万历二年始任富阳知县，人谓之李老伯。遇僧尼犯奸者，则喜辄加惩，劝以蓄发婚配，曰少一僧尼，即多一农民也。这位李大人很有意思，也颇具个性，农本思想很重，捉科犯奸，驱之于利，变害为宝也。史书云“闻者灿然，僧尼亦羞亦喜，……汝庵寺少一秃发，吾邑多一农民也”。当然也有劝民农桑的，如管九皋，广德人，万历十一年知富阳县，史载很喜欢自己亲自断狱，片言只语，地方劣绅豪强之“敛迹”便显露无遗，老百姓称其“神明”，同时还“劝民植树”。看来，多种树、种好树，是富阳从古至今应以发扬光大的传统。刘初，安福举人，正德十二年知富阳县，任上“重刻富阳志书”。“尝具疏，以县内驿路冲繁，江潮泛滥，正供之外，若御茶、若鲥鱼、若时宪书之纸扎皆一物而十费始得上达京畿，乞升县为州统属余（余杭）临（临安）新（新城）等县，协济以疏民困。不果行。”这番话值得品读。富阳有茶、鱼、纸能成为贡品，那是好事，今天常常津津乐道。然刘知县觉得多一贡品，民即多一苦厄，“一物而十费”不堪重负。故上奏朝廷，请求杭州统属之，“以疏民困”。统属之，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统筹，城乡统筹，大杭州观点也。想不到数百年前，我们的前贤已有此良策。然很可惜，“不果行”，朝廷没有允诺。

再说说新登的几位。羊修，广东儋州人，嘉靖二十七年赴任新登，“弱不胜衣，言讷讷不出诸口，治狱比得其情，催科亦以次取，辨无榜掠，期限一时豪右敛戢，去之日行李萧然”。大意是羊知县看上去弱不禁风，口讷话少。然判案懂得掌握一个“情”字，收租税让老百姓以少的次的交，只要能过去便了。就这么一个弱面书生，土豪劣绅却收敛得紧，不敢造次。离职时行囊空空也。廖诏，江西泰和人，隆庆年知新城。为新城乡先贤方廉所称道。方著《量田记》，提出观点、思路，廖加以实践（关于此，在《量田记》一文中有叙）。史载廖大人“爽忼明决，遇事通晓，人一见即认其诚伪”（但凡志书中对某一官吏的评价，据我所知用“诚伪”“慈祥”这些词句的不多，《光绪·富阳县志》在传记明朝富阳知县王惟孝时用了“敏感”“慈祥”字眼，然未记其具体“慈祥”之事）。曹大受，湖北麻城人，万历举人身份任知新城，“善理滞狱，锄巨憝，因鲠介迁蜀”。看来曹知县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又善于办理久拖不决的疑案，不惧豪强。但终因性情而得罪上下，贬至四川。温朝祚，是明代新登较为知名的县太爷，字世卿，湖北益阳人在其任上，“江有盗，为移置墩房于将台山”。（墩房之解：有认为是烽火台、报警室之类；亦有以为是班房甚或衙门之说）。将台山在今渌渚镇，临富春江而独立江边。传说方腊妹方百花曾在这里点兵操练。温大人选址于此，想来对新登历史掌故、山川地理很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