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二三十年代，英国与罗马教廷决裂，建立有独立主权的近代民族国家，奠定英帝国政制的雏形，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这一巨大变动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一桩离婚案。如莎士比亚在其历史剧《亨利八世》所叙述，当时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自己在 18 岁即位时娶的寡嫂、西班牙公主凯瑟琳离婚，与已有身孕的女侍官安妮·博林结婚。这桩离婚事件牵动欧洲政局，引发了英国政制巨变，同时也反映了当时英国内部新社会阶层的兴起趋势。

西班牙公主凯瑟琳

亨利八世要离婚，为自己的离婚取得合法性，而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婚姻必须由罗马教皇亲自审理和裁断。亨利八世变着法子想说服教皇，但教皇一直不为所动。其间，亨利八世曾派人到法国、意大利等宗教改革浪潮涌动的欧洲大陆国家找神学教授帮忙找理由，神学家们搜肠刮肚，终于找到了一条充满宗教改革精神的依据，即如果罗马教廷对个别案件的判决与地方教会法庭意见相左，后者不一定服从前者，这时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而要看谁的判决更符合上帝法，罗马法庭不能“以势压人”。以此为基础，亨利八世及其谋士可以“自创”一套宣称来自上帝法的教权理论。

更重要的是，托马斯·克伦威尔提供了至为关键的建议——通过议会立法谋求合法性。亨利八世连续召开多次宗教改革议会，1533 年的《禁止上诉罗马教廷法》声称，英国从此成为一个帝国（empire），最高权力“政教合一”，亨利八世既是国王又是教会首脑，形成新型的国家最高权力；1534 年颁布了此一时期最重要的《至尊法》，宣布今后英国教会奉国王为最高首脑，不再承认罗马教廷和教皇的权威。

在这一过程中，一种新的政制在英国诞生：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后，英国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最高权力属于国王，但最高权力的授予与保证均来自议会，这是一种新的王权与议会的关系。英国的最高权力不是作为个人的国王，而是“议会中的国王”；议会则是国王、上院、下院“三位一体”的议会，“三位一体”的议会的权威不同于国王个人的权威。

都铎英国建立了一种介于专制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之间的制度，“混合君主制”是较为接近的一种命名。英国学者斯蒂芬·甘恩（Steven Gunn）在其新著《亨利七世的“新人”与都铎王朝的缔造》中指出，亨利八世的第一谋臣托马斯·克伦威尔，以及他不惜与教廷交恶而迎娶的安妮·博林的父辈，都是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新人”。而“新人”阶层的兴起，大量进入王室、法庭等各种政治机构，是亨利八世之父、都铎王朝的缔造者亨利七世时期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

甘恩认为，在亨利七世之前，英国君王已经开始吸纳较低社会阶层，但亨利七世时期的“新人”仍然是“新”的，因为当时他们广泛进入王室与官僚体系的各个部门，已经俨然成为重要的执政基础。都铎王朝英国上议院逐渐衰落，下议院逐渐兴起，这一变动趋势的重要社会基础，是“新人”与国王在此一时期的活跃互动。

“新人”在亨利七世时期的崛起，冲击和改变了既有政治结构。一方面，亨利七世在与贵族进行政治博弈的过程越来越依赖“新人”的支持，“新人”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也有利于亨利七世掌控局势；另一方面，贵族感受到了“新人”的严重挑战，“新人”树敌众多，亨利七世一死，老贵族们便对政治新贵们发难，一些精英因此命丧黄泉。不过，这一波折并未改变“新人”阶层兴起的趋势，虽然亨利八世曾借重老贵族的力量，但并未改变其父确立的大方向，重用托马斯·克伦威尔和迎娶安妮·博林便是最好的例子。至于亨利八世最终扛不住老贵族们的压力，处死了出身寒门的托马斯·克伦威尔，说明了社会政治结构变动进程的一波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