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殿骑士团,全称为“基督贫困骑士修道会”,系法国贵族雨果·德·帕英和其他八名骑士于1119 年所创设的军事组织。其设立的初衷是为保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到圣城耶路撒冷的朝圣者。1129 年,圣殿骑士团在特鲁瓦主教会议上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并取得极大的特权和声誉。在随后几十年内,圣殿骑士团在欧洲各个王国迅猛发展,拥有极大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设有自己的法庭,享有庇护权,免于缴纳税收,甚至设有自己的银行系统。

教皇克莱蒙五世

圣殿骑士团的极大发展令时任教皇克莱蒙特五世以及基督教区内的国王感到不安。一些骑士团成员在王国内的骄横自傲更加剧了社团的生存危机。但因为骑士团拥有极大的财力和军力,教皇和王室虽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全面控制局面。唯一的例外是更加凶狠残暴的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菲利浦四世早年便以绑架及刺杀教皇而臭名昭著。为巩固政治统治,菲利浦四世将目光投向圣殿骑士团的领地及财富,决定动用国家机器将之扼杀。

在司法史上,诉讼形态的发展总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紧密相关。在王权膨胀的时代,当诉讼核心利益涉及政治主权,则司法空间将极大压缩,诉讼朝着纠问式形态发展。其具体体现为:公权力急速膨胀、逮捕秘密进行、程序书面化、刑讯逼供常态化、庭审未决先定以及适用严刑峻法等。所谓“刑乱国用重典”,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307 年 9 月 14 日,菲利浦四世下令秘密逮捕法国境内的所有圣殿骑士。国王代表和地方军队包围了圣殿骑士所在修道院,并在数天内将绝大部分的圣殿骑士羁押,仅有少部分成员事先得到消息逃离法国国境。圣殿骑士团的团长雅克·德·莫莱也于 10 月 12 日在参加卡特琳娜·德·柯特内(国王长兄的妻子)的王室葬礼时被捕。

圣殿骑士团的审判

为获得民众支持,也为给教皇说法,在国王的支持下,王室的警察和检察官开始网罗骑士团的罪状。罪名五花八门:邪教罪、买卖圣职罪、鸡奸罪、宗教狂热罪等等。一开始,所有骑士均否认指控。但讯问者大量采用刑讯逼供,对骑士进行身体及精神的双重折磨。不少骑士及其家属在折磨中丧命。

1310 年 5 月 12 日,法庭仅依刑讯所获取的口供判处第一批 54 名圣殿骑士火刑处死。在之后的数年内,基督教区内的几乎所有圣殿骑士均遭到屠戮,仅有少数圣殿骑士通过化名及改编存活了下来,见证了这段残酷的司法史。1314 年 3 月 18 日,骑士团最后一任团长雅克·德·莫莱亦受火刑而死,这意味着创建了近两百年的“圣殿骑士团”被彻底消灭。

欧洲集权时代的历史上,每当政治及社会面临重大危机,诉讼便降格为政治行动的工具,与国家权力合二为一,即韦伯意义上的“行政权”吸收了“司法权”。“诉讼试图摧毁每一个对手,恐怖的气氛无处不在”。刑事程序蜕变为加芬克尔所说上的“毁誉程序”:犯罪嫌疑人的人格被无限贬低,不再享有公民甚至是人最根本的尊严和地位。程序将暴力仪式化,将集体的记忆固定化,掩盖了背后的肮脏与血腥。刑事程序的双面性彰显无疑,正如人类学家阿努弗所言,“程序像火,可驱逐黑暗,亦可烧毁通道”。故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危机的产生并不会弱化专制国家的权力,恰恰促使国家意志强制地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此一背景下,政治目的引导司法运行,惩罚优于程序,意识形态取代法律规则。这在中外刑事司法史上早已得到印证。

纠问式诉讼在欧洲大陆盛行了数百年之久,造就了无数冤假错案。欧洲启蒙思想家和法学家因而对旧制度下的酷刑、口供、法定证据、秘密侦查、书面庭审等纠问式制度切齿痛恨。但应看到,程序的失灵,不仅源于技术的缺陷,更源于背后的专制因素。故圣殿骑士的死亡密码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非正当的刑事程序,更应归咎于背后的政治力量。

于是,民间对于圣殿骑士的命运便有了两个传说:一群漏网的圣殿骑士用一支 18 艘船的船队带走了大量的财富,并流传于世；圣殿骑士团团长雅克·德·莫莱至死未说财富的埋藏地,且诅咒法国国王菲利浦四世和教皇克莱蒙特五世将在一年之内一起死亡。这一毒誓竟然真的应验,教皇于一个月后去世,而菲利浦四世则于七个月后去世。圣殿骑士的故事变成了历史的一段传奇,也成为诸多文学作品的灵感所在。而在后世人的眼中,圣殿骑士案所留下的最大财富或许是以鲜血为代价,“用理性之光驱散黑暗,把人们引向光明理性”。而对专制的诅咒亦在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应验。

一千多年后的小说家们这样描写着圣殿骑士,“他们自称是基督的忠诚信徒,却不曾在教皇的脚下真正臣服；他们在外表上像修士僧侣,但其实质却是军人:他们脑子里装的不是《圣经》,也不是祈祷词,而是战争和征服:他们身穿修士式的外衣,而外衣下面却是骑士的甲胄⋯⋯”他们所积累的巨额财富去向不明,但他们的死亡密码却依然昭示着威权政治下的刑事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