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制度，考量的不仅是学子的文思才学，还有他们的书法功力。文、字俱佳者方有问鼎的可能。

现在改卷评分中也有一项卷面分，卷面杂乱涂改、难以辨识的，难免被扣上三五分，反之卷面清晰美观、字迹俊朗悦目的试卷，更易获得阅卷者的好感。在挥笔作文的有限时间里，既要考虑内容精当完备，又要书写工整端正，着实难为了莘莘学子。

策论文章重在阐释治国方略，陈述经时济世良策，评阅应更多地审视其立意主旨、谋篇布局、脉络文气文采。明清时期，主考者时常轻视内容而一味苛责卷面字迹，重字抑文，以字取文，难免本末倒置。据说，其变本加厉、登峰造极者当数道光年间的权臣曹振镛。

清廷奏章多，为了给皇上减轻负担，他想出了个“书法评奏折”的办法，皇上看奏章，重在浏览挑刺，只要奏折中有错别字，大臣轻则被痛骂，重则罚薪降职。至于奏章内容是否事关民瘼、系乎国运，倒不必上心。

这样一来，皇上自是轻松，但却弄得臣下人人自危，甚至都不敢上奏言事。后来曹振镛负责科举，同样沿用这种以字评文的方式，不管内容优劣，只对卷面吹毛求疵，百般挑剔，乃至“一字之破体、一点之污损，皆足以失翰林”。

在这种趋势下，士子不得不苦练官方认可的馆阁体，这种清廷公文标准楷书讲究字形、大小、粗细的统一，字体乌黑、方正、光洁为佳。士子非有长年练习浸淫之功，难以熟练掌握。若不慎出现笔误，则往往会被一票否决，几年寒窗苦读付诸东流。

泉州历史上有两位状元的产生，都与笔误有关，一则因笔误而误身，一则因他人的笔误而得福。

庄际昌是明朝惟一连中会元、状元的福建人，《福建通志》载，“终明之世，闽人两得第一者惟际昌而已。”不过他虽中状元，却未被授予官职，原因就在于他殿试时误将“醪”字的“酉”旁写成了“月”旁。“言者劾之请告归”，他没有获得梦寐以求的官职，没想到回乡之后还得受好事者编排挤对。在乡邻“讲古”中称，繁体字的“马”，下面是“灬”，庄际昌仓促之间划成“一”，主考官挖苦说你把马脚缚住了，就取消了他按惯例可享受的状元骑马游街三天的荣耀，庄际昌一气之下就跑回乡了。

在闽南，这一民间故事版本流传甚广，并常为塾师作为写字应认真规范的例子讲给弟子听。在士人深受桎梏之苦、只能循规蹈矩的年代，庄际昌虽满腹经纶、才学出众，也难逃因一字之误而耽误前程的厄运。

而泉州的末代状元吴鲁，其被钦点夺魁则颇有运气成分。史载当年同科举子文廷式德才兼备，诸考官一致列为第一，但细心的光绪帝看出了其策论中有一字笔误。此时皇上当然不会放过展露天威的机会，朱笔一挥，文廷式遂降为榜眼，而原来排名第二的吴鲁即晋升为状元。

事后，吴鲁私下向人透露，其实他试卷中也有失误。据《清稗类钞》记载，吴鲁试卷失误为重写“而”字，好在一字在前页末，一字在后页首，“阅卷者匆匆翻过，未及觉察”。如果当时这一失误被发现，吴鲁的命运也将与文廷式类似，必然与状元无缘。吴鲁因他人的笔误而获得了晋升机会，而自身的笔误又能侥幸过关，真是幸运中的幸运。

在隋文帝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1300年科举史上，因答卷涂抹删改、字迹难辨，因错字白字、漏洞百出被主考官判了死刑的，不知凡几。科举制度早已翻页，但一笔之误铸大错的案例，似乎不仅仅是历史，至今仍令人嗟叹，发人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