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中施医施药、救济穷苦的思想由来已久。经集部《佛说诸德福田经》云：“佛告天帝：‘复有七法广施，名曰福田，行者得福，即生梵天。何谓为七？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布施医药是可以生天的功德。

疑似部《佛说像法决疑经》云：“我于处处经中说布施者，欲令出家在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出家在家人布施供养贫苦大众，谓之“悲田”。

敦煌第302窟中的施医施药

早在唐朝之前，佛教就已经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力之一。例如《北齐书》记载，武平七年（576年），诏令“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富户济其性命”。该诏令的背景是武平六年秋以来的水涝灾害，而水灾之后极易滋生疫病。因此当时的佛教必定参与了防疫治疫。又如《续高僧传》明确记载，隋朝时那连提黎耶舍“收养厉疾男女别坊，四事供承务令周给”。

唐代的悲田养病坊（简称病坊）是对佛陀教诲的践行，也是对佛门传统的继承。虽然相关记载不多，但是悲田养病坊的社会影响力必定十分巨大，这从开元五年（717年）名相宋璟的上奏（据《册府元龟》）即可看出：

悲田养病，从长安（701-704年）已来，置使专知，且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按比，各有司存。今遂聚无中之人，著收利之使，实恐逃逋为薮，隐没成奸。昔仲由（字子路）仕卫，出私财为粥，以施贫者，孔丘非之，乃覆其馈。人臣私惠，犹且不可，国家小慈，殊乖善政，伏望罢之。其病患人，令河南府按比（核定户籍时检查年貌），分付其家。

也就是说，在武则天晚期，悲田养病坊已经十分兴盛，为此朝廷专门设置悲田使予以监管。但宋璟认为寺院借此收买了天下人心，实在不合法度，因此请求罢免。至于患病之人，只有各安天命了。所幸皇恩浩荡，未曾准奏。

灭佛

会昌五年（845年）李德裕的上奏也回溯了此事，并继续写道：开元二十二年，玄宗“断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管，官以本钱收利给之。今缘诸道僧尼，尽已还俗，悲田坊无人主领，恐贫病无告，必大致困穷。臣等商量，悲田出于释教，并望改为养病坊。其两京及诸州，各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其两京望给寺田十顷，大州镇望给田七顷，其它诸州，望委观察使量贫病多少给田五顷，以充粥食。如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收利，最为稔便。

敕，悲田养病坊，缘僧尼还俗，无人主持，恐残疾无以取给，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选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也就是说，武宗灭佛导致悲田养病坊无人经营，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免造成社会动荡。

宋朝以来，佛教继续从事着慈善事业。但经过三武一宗灭佛之后，佛教早已元（san）气（jiao）大（he）伤（yi），其所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力也已经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