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特殊时期，人们虽然无法出门，但可以将目光聚集在医院上。

医院，顾名思义，与医学有关，但医院的出现是否伴随医学而产生，或是在医学发展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现的呢？

现在我们说的医院（Hospital），这个词是来自于拉丁文原意为“客人”。为什么是“客人”呢？因为在西方，医疗建筑一开始设立时，是供人避难用的，还备有休息间。主要目的是使来者舒适，有招待意图，后来才逐渐成为满足人类医疗需求。

在城市中，先是出现了专为贵族服务的医院，以后才设立了具有慈善性质的民众医院。最早的慈善医院，是一位老妇人于公元4世纪末在罗马创建的。随后，西方的医院逐渐完善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专业机构，收容和治疗病人的服务场所。

这一原因也导致了我们在看到病历时的茫然。有人说，医生的字自成一派，平常人根本看不懂。除了书写太快，这也与早期使用拉丁文书写有关，用拉丁文书写医疗文字就是受西方医学的影响。

我国上世纪的医药教科书的药名和病名一直沿用拉丁文，而且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医学院还在教授拉丁文。其一是因为拉丁文、英文书写简便快捷；其二，更主要是出于“利于病人健康”的原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部门曾有明确规定：一些用药及检查报告不能向特定病人公开，必须用拉丁文、英文代替，这是当初生物医学模式的特定产物。

中国古代的医院

不过，若要追根溯源，中国在“历史上的第一”这个话题上还是有排面的。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置起着医院功能的机构的国家之一。（要论与现代一样的医院，古代没谁真正设立过）

据《周书·五会篇》记载：周成王在成周大会的会场旁，设过“为诸侯有疾病者之医药所居”的场所，这可视为我国医院的最早雏形。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期最强盛的国家齐国，管仲在首都临淄建立了“养病院”，收容聋、盲、跛、蹩等病人集中疗养。听不清、看不见、摔坏了、被打了，就可以去医院，也就是说可以看看外科病了。

到了西汉，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汉书》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类似现在的隔离医院。中医在应对瘟疫上，虽不能说易如反掌，但也不至于手足无措。在面对疫情时，中医也提出了“隔离”的理念。

据记载，到了唐代，医疗机构已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唐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设有“患坊”，遍布长安、洛阳等地，这就是中国古代大城市里的医院了。还设置有悲日院，将理院等机构，收容贫穷的残疾人和乞丐等。可以说，到了唐代，医疗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

到了宋明时期，医院组织就逐渐周密起来。当时，已经有官方和民办两种医院了。官方办的医院叫做“安济坊”，私人办的有“养济院”、“寿安院”。而还有一种慈善机构办的，名字叫“慈幼局”。

西方古代的医院

既然现代的医院有很大一部分受西方的影响，我们再来看一看西方。

西方的医疗设施，往往与宗教密切相关。古埃及庙宇中就常设有“生命之屋”，祭司们在那里与病人一同祈祷，接受神的安慰。也有一些受过训练的医生在那里为病人治疗。当时的主要治疗方法是催眠，病人期待着在梦中得到神的启示。庙宇中设有卧榻，病人自带被褥。

普遍以为，世界上最早的西医医院在苏格兰中部的伊持图塞尔。这座医院建于罗马军团占领时期，已有2000年历史。医院建筑物长100米、宽70米，地下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而一间间病房以走廊相连，这表示当时的建筑师已知道隔离传染病患者的重要。

古罗马军队外出征战，当军队逐渐远离罗马时，便出现了军医院。开始它们只是些营帐，营帐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使空气保持清新、流通。后来，在战略要塞建起了永久性医疗房舍，内有病房、娱乐区、浴室、药房和护理室。

一些罗马作家曾提到，当时的人们会把死去角斗士（角斗时战败身亡）的血当药卖。显然，那时的人相信角斗士的血包治百病，甚至还有人会把角斗士的肝挖出来生吃。而女人通常会把角斗士的死皮屑当春药，用这个做面霜，涂个满脸，希望角斗士的死皮屑能让男人对她无法抗拒。

可见，要说愚昧，不只是中国古代，世界各地的人都曾愚昧过。即使是“现代科学”的前身，也曾有过愚昧的时期。

欧洲最早的医院组织，是在公元5世纪初，由基督教圣徒Saint Sampson建于君士坦丁堡的医疗院。法国的里昂和巴黎两地分别于6世纪和8世纪建立医院，英国伦敦是7世纪。中世纪后，中东与欧洲都大量修建医院，但始终饱含宗教基因。中世纪的基督教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基督教医院也因此得以继续迅速发展，达到巅峰。

由红衣主教管理的法国大贫民院（the Great Room of the Poor）是中世纪医院的代表。它是1443年建立的法国博纳主宫医院的一部分。是世界上连续作为医院使用的最古老的建筑，一直持续了500年以上。从未因战争、经济或政治原因而中断过。

西式医院传入中国

西医传入中国，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元代，阿拉伯医学传入。1270年在北京设立“广惠司”。据《元史·百官志》载，广惠司的职责有二：一，是掌修制宫廷用回回药物与和剂（配方）；二，是治疗诸宿卫士和大都的孤寡及贫寒之士。1292年又建立“回回药物院”，为阿拉伯式医院，也是我国最早的西医院和西药房。

1828年，英国传教士高立支在澳门开设了第一个教会医院。鸦片战争以后，教会医院猛增，至1949年共达340余所，遍布全国各地。

同时期的西方医院由于18世纪末叶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从宗教中有所解脱，获得新发展。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医院的数量在迅速增加。1700—1825年间，英国所建的医院或治疗所达154个之多。18世纪初，英国出现了私人医院，也叫非官办医院。这种医院不同于早期的皇家医院，是为了没有资格得到教会帮助的病人或侨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它们多数由外行创办，费用来自自愿捐献者的馈赠和捐款，会诊医生提供免费服务。

用传统的西方侵略东方的眼光来看，近代中国的西式教会医院也是殖民者侵略的产物，是文化入侵对中国的毒害。但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事件本身，可能就是另一种结论。

在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中国是极度贫穷与落后的。当年来华的那些医学传教士们，放弃了舒适安逸的生活，背井离乡来到偏远、落后、贫穷的中国。很多人离开他们的祖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祖国，并长眠异国他乡。其实，那个时期中国的教会机构本身也没那么富裕。但是他们从他们拮据的生活费里省出钱，在当时的中国建医院、替人们治病。在那个血与火的岁月里，他们确实拯救了、帮助了很多中国人。

1863年，一个叫Douw.D.M.的美国传教士来到北京。看见一个产妇难产，一个老式接生婆在孩子刚露出来的脚上穿上一只鞋，认为这样孩子就可以自己走出来，结果因此母子二人都失去了生命。目睹了这种“巫术般”的老式接产方法，以及它给妇女、婴儿带来的严重灾难。Douw.D.M.回到家里大哭一场！她立刻返回美国，向教会募集财物，准备了整整8年的时间，募捐筹备资金到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医院。这就是后来的道济医院，1949年更名为北京市第六医院。

医院建立后，她积极推广新法接生、预防接种，同时培养中国医务护理人员。因为，Douw.D.M.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妇女生孩子的痛苦大大减少，成活率大大提高。这些都受益于这位女传教士的新接生方法，不但如此她还引进其它西医，随后又在全国发展了500多家教会医院。

麻风病人在过去的中国，一直是被厌弃的群体。但是，1914年，有一个叫柏格理的英国宣教士。他听到广西都督诱杀活埋麻风患者的消息后，在报刊上愤怒地谴责这位都督，很快与英国一个麻防组织取得联系，并筹集来一笔钱。柏格理用这笔钱买了粮食和布，定期发放给附近的患者。柏格理去世后，他的教会对麻风病患者的救助一直延续，没有间断。

4年以后，继任者张道惠向传教团体申请到了资金，购得附近一片有水源的荒地。这个滇东北、黔西北最早的麻风病院，很快就接收了昭通、威宁、彝良一带的几十名麻风病患者。很多病人拖着溃烂的身体过来，在接受治疗以后，就在这里过着集体生活。至今这个麻风村还在，当地苗族人亲切的称柏格理是他们的“父亲”。

1906年，一个叫胡美（Edward Hicks Hume）的耶鲁高材生，穿着白大褂傻乎乎的来到湖南长沙，开启了一个叫雅礼的医院。当地一位女士看到他的白大褂，大惊失色，以为他是在为自己送终。在中医盛行的晚清，中医看病挂号费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但是雅礼医院的挂号费是50文（只相当于美国的2分钱）。因为，来雅礼医院就医的，大多是试过各种中医药方无效的病人，或者是收入较低的民众。这家雅礼医院，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湘雅医学院”的前身。他们在当时医疗条件极其落后的中国，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命。

近代中国，教会医院仍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知名医院，其前身均为教会所办医院。

而随着中国自己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一些中国特色、现代理念的东西也出现在我们的医院中。现代医院的设计，除了救死扶伤的基本功能，越来越注重心理层面的设计和引导。人性化和体验化，成为医疗建筑中最被关注的的部分。医者仁心，患者人心，讲的都是生老病死背后的人性。

如今新冠肺炎还在肆虐，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相继建成，愿国人齐心协力，早日渡过难关，战胜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