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瓦尼•巴蒂斯达•维柯

焦瓦尼•巴蒂斯达•维柯于1668年出生于那不勒斯，并于1744年在那里逝世。他是一个谦逊的书商的儿子，接受的是非正统的教育，因为他在耶稣会学校上学的时间短暂而艰难，主要是在他父亲的店铺里自学。十九岁时，他离开这座城市去给一个小贵族的儿子们做教书先生。他把此后九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拉丁文献研究，同时写一些平庸的诗作。回到那不勒斯后，他开始加入一些科学研究和哲学研究圈子，从而与欧洲其他城市的学术圈子保持着联系。但是他再也没有离开他的城市，也没有掌握另外一门欧洲语言。

他的职业发展几乎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被阻塞。尽管他的专业训练是法律，但他却不能在这门学科中获得一个高薪教授职位。在四十多年时间里，他都只是一个仅有微薄收入的修辞学教授，还要靠写拉丁铭文和贵族传记来贴补家用。在他有生之年，他自己的哲学作品，包括形而上学，法学，以及最后“关于各民族共同本性的新科学”，在那不勒斯之外都鲜有听众。他想要赢得他所追求的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学术圈子，但他的 一切努力最后都化为苦涩而令人尴尬的失败。直到他在家中离开人世，他还是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除了当地的好奇之外，在当时的欧洲思想中没有留下任何明显的痕迹。

正如以赛亚•伯林评论的：“维柯的一生和命运，也许就是所有那些众所周知的因被当作传奇幻想而遭遗弃的典型例子——这是一个天生的天才的故事，他早于他的时代出生，被迫在贫穷和疾病中挣扎，他活着的时候，误解伴随着他，基本上被忽视，死后也没人记得。”这确实是一个传奇故事，而且不仅仅是 在一个方面。至于说我们今天仍在阅读维柯，而且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未被发现的天才，甚至是一个先知，这就必须归功于在19世纪的一场文化剧变中对维柯的重新发现，这场剧变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浪漫主义。这段历史为世人所熟知。尽管新近的学者们费尽心力揭示出，在这位大师死后的几十年里，在意大利存在着一种虽然较弱，但却连续的“维柯传统",但事实仍然是，在浪漫主义出现以前，有教养的欧洲人几乎不知道维柯的著作。

最重要的人是米什莱, 他在1824年说他“由于维柯而非常激动”，激动很快又变成“由于他的伟大历史原则带来的不可思议的陶醉”，最后他在申明中承 认，“我的老师只有维柯。”从米什莱的删节法译本《新科学》于 1827年问世的那一刻起，维柯就立即赢得了首创思想家的声名，因为首先是他，在当时横扫欧洲大陆的各种历史观念、政治观念和美学观念中蹒跚前进。贝内德托•克罗齐曾评价说，他(维柯)“的萌芽既不早于也不晚于19世纪”。那些宣称在维柯的作品中发现 了“人的自我创造的原则”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这个判断。这个柯勒律治曾经赞扬过、巴尔扎克曾经嘲弄过的维柯，其作品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狱中求读过，被马克思论及过的维柯，其书籍在文艺复兴造反者的行囊中被发现的维柯，对于无数19世纪的思想家来说,正是这个维柯，看来就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觉醒甚至精神觉醒的先知。而他去世时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都没有赢得荣誉这件事实，只是为了证明这种呼唤的存在。

现代思想家们教导说,人不受任何自然等级的约束，对人来说，唯一合法的权威就是通过他自己的理性赋予自己的权威。但是，自从他们教导人们去怀疑一切权威，特别是宗教权威，他们就使得他们的现代社会从此永远处于脆弱的境地。人需要比理性和自由更多的东西来统治他自己；他需要信仰、传统、习俗和秩序。维柯虽然写在法国启蒙运动的巅峰到来之前，但他已经预见到，在他死后，这些已经浮现在早期现代思想中的反宗教和反权威的潮流，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完全地展现自己。

为了替代面向自由的各种现代哲学，维柯提出要达到现代科学与宗教的某种统一。从某些方面上来说，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都是维柯的先行者，因为对怀疑主义的担忧也激发了他们要用现代方法来证明神圣的“和谐”和“秩序”。但维柯的创新在于，他使这种现代的自然神学传统和尚古主义 以及反理性主义达到了联姻，而这只有后来的卢梭才能与之相比。这样就毫不奇怪了， 为什么这么多浪漫主义者和他们19世纪的后裔到卢梭那里去理解人心，还要到维柯那里去理解政治和历史。

当约瑟夫•德•迈斯特站在人需要宗教和权威这个地基上攻击启蒙运动的时候，他是在重复维柯的话，而他对于维柯的作品也非常熟悉。当圣西门以现代社会科学的名义公开指责哲学的“批判”力量的时候，当奥古斯特•孔德提出要利用同一种科学创建一种新的宗教的时候，两者都是在踏着维柯的脚步。所有这些19世纪的作家们都同意维柯的下列观 点：人是软弱的和非理性的，他们受到怀疑主义的威胁，他们需要宗教和权威。他们得出相同的结论，即人需要从理性和哲学中解放出来，而不是通过它们来达到解放。

维柯、维柯的支持者和他们的对手们都很清楚，现代思想不是一个集团，其中存在两种朝着相反方向运动的敌对传统，逼迫我们从中做出选择。或者一方把自身托付并生活于宽广的启蒙运动传统中，崇尚理性、怀疑主义和自由，或者一方跟随反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出发，他们放弃那些原则，转而追求秩序、权威和确定性。非此即彼：现代世界并不存在第三种选择。

（本文选自《维柯：反现代的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