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早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便开始饲养家猪，考古学者认为，猪应该是古代中国人驯化的第二种动物，仅次于与狗。考虑到狗具有的护院、狩猎、搜索的作用，我们可以认为，猪是我们祖先最早专门饲养用来食用的动物。由于当时原始农业已经出现，中国的先民的生活方式组建从游猎转为定居农耕，所以在之后的很长时间中，猪肉一直是中国古人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时期中国大部分农耕地区的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骸骨都多以猪骨为主。

但是到了公元前6000-5000年之间，中国西北地区的民众开始学会驯化牛、羊，并将驯化牛、羊的技术慢慢向中原地区传播，这使得猪肉的地位开始遭到挑战。

到了周代，猪肉的地位已经明显低于牛肉和羊肉。《大戴礼记》记载：诸侯之祭，牲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士之祭，牲特豕，曰馈食。引这里的豕指的就是家猪。结合《礼记》中所说：“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引。

可见在周代的时候，牛肉是天子才能享用的高级肉食，诸侯只有在祭祀的时候才会使用牛肉，平时一般也只能吃羊肉和猪肉。而低一级的卿大夫则是平时可以吃到猪肉，祭祀时才可以食用羊肉。至于再低一级的士，则只能在祭祀时吃到猪肉了。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猪肉的地位虽然不如牛羊肉，但更多的还是出于物以稀为贵的思想，大部分的中小贵族日常肉食依然是以猪肉为主。

到了战国后期，牛耕开始逐渐推广到全国，牛成为重要的生产工具，为了起到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之后的很多朝代都以法律的形式，禁止宰杀耕牛，这使得除了在一些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之外，中国人几乎很少吃牛肉，牛肉逐渐从中国人的餐桌中退出。只留下猪肉和羊肉继续争夺中国人餐桌上的份额。

到了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大量北方游牧民族迁入中原，中原人的饮食习惯再度发生改变。这些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将饲养羊的习俗带入中原，使得中原地区的羊肉产量有了很大的提升。

在魏晋到隋唐时代的华北地区，猪的饲养虽然普遍，但数量与两汉时期相比已明显下降，不成规模，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无法同日而语。《齐民要术》与《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同时代文献中猪、豕的出现频率也远低于羊。此外在唐代亲王以下到二品大官，每个月供给二十只羊、六十斤猪肉。而三品到五品的官员，每个月只给十二到九只羊，没有猪肉。可见此时在产量上，猪肉反而处于劣势。

但相对较少的产量并未让猪肉变得珍贵，这一时期的各种贵族宫廷宴会中，都大量使用羊肉，极少使用猪肉。这种情况在宋代初期达到了顶峰，根据一些文献记载，北宋宫廷一年消耗的羊肉可达43.4万斤，而猪肉仅有4100斤。在上层社会猪肉成为被鄙视的食物。

但由于辽和西夏的崛起，宋朝失去了大片的牧场，没有了唐代那样兴盛的畜牧业，因此宋代的羊肉需要大量从辽、西夏进口。而有趣的是，在辽国因为猪肉稀少的关系，猪肉反而成了比较珍贵的肉食，以至于辽国在招待宋朝使者的时候，经常会使用白花花的猪肉，弄的这些“久仰”辽国优质羊肉的宋朝使者，哭笑不得。

宋朝这种对猪肉的鄙视之风，到了苏东坡时代有所改变，苏东坡在《猪肉颂》一诗中写道“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引”

说的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之后，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无法经常吃到羊肉，转而去食用当地富人不屑于吃的猪肉，结果意外的发现的猪肉的美味。但当地的穷人们却不懂得如何做出好吃的猪肉，于是苏东坡只能亲自动手。后来其煮肉的方法被后人不断改进，最终的产物便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东坡肉”。

在苏东坡这样的大文学家的加持下，猪肉的地位开始逐渐上升。加上从辽与西夏进口的羊肉，虽然足够宫廷开销，但却不足以满足民间的需求，于是到了北宋中后期，民间食用猪肉的比例再度回升，重新成为民间主要的肉食来源。

到了明代，猪肉在民间的饲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羊，而出生草莽的明朝皇帝朱元璋，饮食口味也更接近民间大众，因此明朝无论在民间还是宫廷，猪肉都成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之后从东北兴起的满族，同样喜食猪肉，因此在清朝建立后，清朝的宫廷在肉食来源上，同样和民间一样，以猪肉为主。

所以说，中国人将猪肉作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其实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建国后，欧洲高产品种和现代饲养技术的引入，更是使得中国的猪肉产量产生了飞跃性增长，成为了普通民众日常消费的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