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是与非
就像奥登评价的那样,尽管弗洛伊德“经常犯错而且有时显得荒谬”,但是他仍引领了“—种重要的思潮”。

那就是一个在敌人中生活了许久的人的保护色,如果他总是犯错, 有时还错得荒谬,对我们他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观念的气候。

——奥登《纪念西格蒙徳·弗洛伊徳》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对20世纪的思想和文化造成了革命性的冲击,他论证了无意识的诸多表现,创建了精神分析治疗法,还发展起一整套理论以揭示各种精神症状、性生活、梦境、白日梦、儿童期以及艺术和文学作品背后的意义。就像约翰尼斯•开普勒在天文学领域,查尔斯•达尔文在生物学领域所作的贡献一样,弗洛伊德的思想同样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认识,并颠覆了人是理性的、有意识的这条真理。

然而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精神分析理论的很多基本要素其实是弗洛伊德早期的合作者约瑟夫·布洛伊尔大夫发现的。早在1895年,他们两个人就共同执笔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癔病研究》一书。在1909年去往美国的旅途上,弗洛伊德在讲演稿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精神分析诞生于世是一大功劳的话,那么这种功劳不应属于我。我并没有参与精神分析早期的创建。当另一位维也纳医生布洛伊尔最早(1880—1882 )利用这种方法治疗一位患有癔症的姑娘时,我还是个学生,正在准备期末考试。

1895年出版的《癔病研究》

这是清楚的事实。但是随着弗洛伊德追求名望的动机变得越来越强烈,在其后发表的著作中,他恶意地扭曲了布洛伊尔对其病人的工作,并越来越将自己视为精神分析的唯一发现者。他拒绝接受布洛伊尔的观点和治疗方法,这一憾事在许多年后才得以更正。

弗洛伊德的观点持续吸引着公众的想象。心理治疗经常被看成是在“诊疗椅上”完成的,大量关于心理治疗的漫画都会描绘一个人,也可能是一只狗或是一只猫躺在长椅上,一个留着胡须的男人坐在长椅后面记笔记。尽管古典精神分析随着它的诊疗椅和弗洛伊德式的医生形象在近几十年已经逐渐淡出,但人们依然对心理治疗留有这种印象。当今,心理治疗越来越重视面对面的指导方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弗洛伊德式的方法。沉默的、严肃的以及似乎已经推测出一个人无意识中隐藏着的秘密的精神分析学家不再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偶像,精神分析理论中那些最具知性魅力的部分,诸如生与死的愿望或本能,性欲能量、生殖器和阴道的象征、阳具妒羨以及潜在的同性恋倾向,所有这些在当今更多的是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不是医生的治疗室内。

同时,弗洛伊德提出的其他许多概念,比如无意识动机、本我、自我、超我、口唇和肛门性欲期、恋母情结、防御和压抑、口误以及诊疗椅和50分钟固定诊疗时间等,都已经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人们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根本没有考虑它们的起源与含义。例如,当一个人想要去拜访他的妈妈却找不到车钥匙,朋友会说“啊,你果然恨她”,对方会回应:“别把弗洛伊德那套东西套在我身上。”我曾经在治疗中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孩说她的男朋友是肛门型的人,因为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实际上她并不知道“肛门型”这个术语来自弗洛伊德的心理发展阶段论,这种理论认为,肛门期的发展状况会导致人强迫性地追求整洁、秩序、洁净。这种理论虽然具有很强的煽动性,但很遗憾,它缺乏强有力的证据支持。

精神分析的技术原则也同样渗入到流行领域,如临床医生的沉默与超然;严格的收费标准;固定的诊疗时间(现在已降为每次45分钟);对心理问题的解释完全聚焦于患者的儿童早期经历,而忽视患者当前的生活经验,比如歧视、贫穷、战争创伤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将多种不同疾病都解释为“情绪的、心理的疾病”或者说“这只是你脑子里臆想出来的疾病”。

精神分析学始终是一个良莠并存的事物:有价值的洞察力与陈旧过时的理论并存;将人们从旧日性禁忌中解放出来的精彩观点与贬低女性的陈腔滥调同在。就像奥登评价的那样,尽管弗洛伊德“经常犯错而且有时显得荒谬”,但是他仍引领了“—种重要的思潮”。

与其他学科不同,关于人类行为及异动的理论在更大程度上受到理论家本身个性的影响,引力学说和物竞天择说即使没有牛顿和达尔文也照祥存在;不管预防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的发明者乔纳斯•索尔克是个什么样的人,它都照样有效;但是心理学不是这样。关于人格和心理治疗的观点与我们所持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我们可能会超越倾向、偏见,甚至是情绪反应,获得某种程度的距离感和客观性,但是我们的个人成长史始终在对我们施加影响,尤其是在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不同的理论,并考虑会影响我们的其他因素。

那些选择心理治疗师职业的人可能本身就曾经历过严重的疾病;有疾病缠身或心理障碍的父母或兄弟;有酗酒的父亲;曾被抛弃或被忽视;发现自己处于父母的冲突中心;又或者遭受到了肉体、情感或性方面的虐待。这些影响的条目不但冗长而且五花八门,甚至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仅决定了他的职业选择,还影响了他的人生理念及价值体系。

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他的个人经历、社会背景都影响了他的理论和他的治疗手段。例如,在其《癔症研究》中,他描述了几个由于遭遇所爱之人亡故或其他严重伤害而患上癔症的女病人,而他也感同身受。在治疗这些女病人的时候,他接触或躲避了一些令他回想起自己童年经历的精神创伤。他通过结合对病人的观察和对自己的理解(以及误解)创建了精神分析理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的那个著名的自我分析恰好在上述研究发表之后提出。通过自我分析,他发现了关于自己的很多重要事情,同时也避开了其他一些过于令他害怕的事情,比如他童年时受到的伤害。他所能看到的和看不到的,他所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都成为贯穿于其研究中的二元性和种种矛盾的基础。

《癔症研究》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当1895年布洛伊尔和弗洛伊德的著作出版之时,医生们正苦于无法帮助那些患有所谓“神经疾病”的病人,他们几乎找不到能够帮助他们理解这些病人的有用理论,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瑞士的卡尔•荣格、威廉•施泰克尔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布达佩斯的桑多尔•费伦齐以及其他人读了这本著作,无不深感大开眼界。瘫痪、抽搐、神经性咳嗽、神秘的痛苦、恐惧症、强迫症、强迫性观念、噩梦这些他们经常会在病人身上遇到的问题,通过这本书所提供的方法都可以迎刃而解。这些医生们沉浸在这本书里并且将自己也变成精神分析的后继者。《梦的解析》的出版,使弗洛伊德声名大振。原本限于维也纳小圈子里讨论研究的精神分析终于变成世界性的运动。

(本文选自《弗洛伊德:梦·背叛·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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