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传播需要评书演义

评书演义这里代指通俗亲民大众化的艺术形式。至于说历史的传播需要评书演义，正是因为评书演义使历史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给大众。正史当中最为生动的是《史记》莫属。可，中学课本中的《陈涉世家》难免令人望而生畏。这种对历史古籍的距离感很大一部分源自历史记叙方式的简洁而少有修辞，说白了就是缺少评书演义中连贯的情节和突出的矛盾。当然了文言也是使中国史籍很难亲近大众的一个因素。

可是，评书演义对于中国历史的加工恰恰解决了正史很难普及的问题。就拿三国定军山为例。

“二十三年，刘备军阳平关，渊率诸将拒之。相守连年。二十四年正月，备夜烧围鹿角。渊使张合护东围，自将轻兵护南围。备跳合战，合军不利。渊分所将兵半助合，为备所袭，渊遂战死。”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

“备以精卒万余，分为十部，夜急攻合.合率亲兵搏战，备不能克。其后备于走马谷烧都围，渊救火，从他道与备相遇，交战，短兵接刃。渊遂没，合还阳平。”

——《三国志——张乐于张徐传》

“建安二十四年，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基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迁征西将军。”

——《三国志——关张马黄赵列传》

三国志中只区区一百来个字，却是分述了两个版本。《三国演义》及后世评书演义中只讲的是《三国志——关张马黄赵列传》中六十个字所叙述的版本罢了。抛开蜀国无史官所记载的部分可信度不高不看，单说评书演义给润色之生动详实。《三国演义》就将这个事情单立为一个章节，从装束到谋略无一不令人如身临其境一般，再往后京剧《定军山》更是成了谭派的代表戏{其中情节基本和《三国志》中记载没啥关系}，电视剧中这个经典桥段也是令人津津乐道的。其中夏侯尚这个人物改动最大。原本夏侯尚在《三国志》中只是夏侯渊的侄子罢了，可为了矛盾激化罗贯中设计出走马换将的情节并且夏侯尚还“被黄忠一箭射中后心{一作背}带箭而回。”可当遇到京剧那就算不上什么了，反正夏侯尚和后面情节关系不大，索性被黄忠一箭射死。可《三国志》记载夏侯尚是在魏文帝在位时才病故的。但夏侯尚被一箭射死又引夏侯渊中黄忠拖刀之计是大众爱看的，就在无意之中对三国历史有些许了解{随不全是史实}。没有《杨家将》也就少有人了解宋辽之争，澶渊之盟；没有《岳飞传》徽钦二帝靖康之辱的桥段许不能被津津乐道;没有《隋唐演义》尉迟恭，秦叔宝,徐茂公怎能妇孺皆知。少有人编周朝的评书演义，周公吐哺便鲜有人知；没人编后晋的事，石敬瑭引狼入室，割地称臣的恶行也就算逃过一劫；西汉和匈奴的分分合合要有人编准比《岳飞传》还精彩，还能讴歌爱国情怀。普及历史知识评书演义功不可没，但由于情节波澜起伏的需求，一些老生常谈的回目大都不是历史本来的样子。评书演义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即为了扣人心弦的情节更改历史原貌。

评书演义自然而然就会因情节需求更改一些人物形象，从而使得大众对这些人物曲解。只是对大历史背景下的几个人曲解影响不大，但问题出在由于评书演义情节需要，对一些历史大方向进行篡改。这样问题就十分严峻。还是举三国的例子，罗贯中以蜀汉兴衰为记叙主体在某种角度上讲是高明的，因为正史对蜀汉的记载最少，并且也不是正规史官的记载，留有大量的创作空间。陈寿评刘备“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正是因为刘备只知用一些小权术，和曹孟德的雄才大略相形见绌才使蜀汉地域狭隘。如果大肆称颂就会使人人以投机取巧为是，以光明磊落为非，对大众的三观会有一些影响。如果是单纯对其个人怜悯赞赏，那是无可厚非的。但他却将刘备建立的所谓的汉政权刻画成立了正统，极大的影响了大众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你说你是皇亲国戚，那汉献帝还在位呢，人家是正宗的刘氏血统，一代代传嫡长子传出来的。你刘备也就算和刘氏沾点边就割据一方，既没有能力统一全国，还破坏国家统一。孙吴在和曹魏的分分合合中也算是个附属国，就你“大耳贼”刘备割据一方，将统一战争多延续了几十年，无辜百姓死伤无数，还不如刘璋有“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的觉悟。诸葛亮有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在汉献帝在位时期就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口号接替在徐州，荆州，割据一方，并且尚且只有偏安的能力。如果曹操算对东汉政权不忠，那刘备就一定是一个披着“维护汉朝统一”羊皮的狼，那就是贼呀！然而《三国演义》中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承认蜀汉为正统政权，传递给百姓一种荒谬的思想，引导大众进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

要想使既使历史普及又除此大忌，有两个办法。

一是史学家以一种通俗的方式撰写历史书籍。民国时有个历史名家（真是忘了叫什么了，翻了《南渡北归》好几遍也没找着）教育他的弟子写历史论文要语言生动，这就是大家对于历史普及的重视。近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就著有《三国史话》（这是他老人家一生唯一的通俗性历史作品）纠正了许多世俗对三国看法的谬处，也发表了自己对东汉灭亡的见解；顾颉刚也著有《国史讲话》（三部曲），语言的通俗生动啊，令人手不释卷。不只是中国，法国评论家，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所著的《法国大革命》被高度地评价为“既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历史作品”。提高史学家的文学写作能力，会使历史普及作品专业化，少掉许多纰漏。史学家心里有个大体的概念，知道什么可以加以文学发挥，什么是马虎不得的。

二是学习西方电影对于历史的处理方式。西方拍摄历史题材的电影通常用两种办法，要么像《决战中途岛》等无论从装备到人物性格都严格遵从史实，要么像《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等以一些不存在的虚构的小人物来反映一段历史，让了解一段越战背后的历史。这两种方式都极好的处理了通俗的艺术形式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前者像纪录片一样的保存了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资料，却比纪录片更为灵动，感人，引人深思。后者则秉着不篡改历史的态度，以小见大，一点都不枯燥的呈现了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生活，何尝不让人对过去的意识形态有所了解，也算普及了历史。

那费这么大劲普及历史，有意义吗，意义又在何？吕思勉先生说：“历史虽是纪事之书，我们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我不是很赞同，的确会让人明理，那小说，就不能让人明理吗？我以为，小说虽让人明理，但它是让读者站在作者的肩膀上看道理，而历史让大众直面人性，中间毫无间隔。我之所以希望评书演义贴合历史也有一部分原因是让人眼无遮拦的看明一些道理，而不是带着别人的眼睛看这么充满哲思的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