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被查”——2月15日11点多，从1月下旬始、已在新冠肺炎疫情不断扩大中煎熬多日的社交网络突然出现这样一则消息。高福是现任中国疾控中心（CDC）主任，发布ID“贵州综合广播”、“黑龙江卫视”、”河南反邪教“等皆为蓝V认证官方账号。

这些消息很快被删，“贵州综合广播”更在其页面公开道歉，人民日报海外版下属大号“侠客岛”则声称其编辑于12点多查询中纪委国家监委官网，并未找到相关信息（此po目前也已删除）。

传言背后，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被一些人认为失职的中国疾控中心及其领导者，更有甚者，不但认为其等未能对疫情及时预警，还需为此后的疫情扩大负责。

有没有发现人传人？

1月20日下午，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有关防控情况，高福与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袁国勇、曾光等答记者问，当时他称，“这个事会科学防控、科学处置，所以大家不要慌”。

然而当天晚间钟南山接受央视采访时宣布，新冠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这与2019年12月31日第一批专家组到达武汉时当地卫健委的“未发现”表态、1月5日、11日武汉卫健委的“未发现”表态完全不同。3天后，武汉封城。此后，全国各省区市陆续发现确诊病例，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卫生公共事件一级响应，2020年的春节主题转换为“抗疫”。

有没有发现人传人？最大的争论来自于一篇发表在权威专业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美国时间1月29日发表的这篇论文，由中国疾控中心领衔，包括了湖北省疾控中心、香港大学等十几个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完成。研究的通讯作者包括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和湖北省疾控中心主任杨波。共同作者也包括了高福。

在这篇论文中，调查小组分析了截至2020年1月22日已报告的实验室确诊的425名病例情况。分析显示，前425名确诊患者中，中位年龄为59岁，男性为56％。到2020年1月1日之前发病的大多数病例（55％）与华南海产品批发市场有关，而随后的病例为8.6％。平均潜伏期为5.2天，分布的第95个百分位数为12.5天。在早期阶段，该流行病的病例规模每7.4天增加一倍，感染的平均连续间隔为7.5天，基本传染数（R0）估计为2.2。

根据这些信息，论文称，有证据表明自2019年12月中以来在亲密接触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

社交网络上的不满连日累积，由此直指高福和中国疾控中心。

“这是一篇回顾性分析！12月中旬还不知道是什么病，病原不清，都是调查四百多例流行病学的推论！Onset的日子都是推测，这个大家没有看明白！把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诊断混在一起。”高福对第一财经表示。

高福也表示，回顾性调查的工作正是CDC的职责之一，找到元凶，回顾性调查，指导未来防控。“我们的防控一直没有停，一个月来大家都没有觉睡。”

对于传染性流行病学来讲，回顾性研究确实极为重要，没有回顾性研究就无法更清楚地认识传染病的发病规律，进而制定传染病的防控策略。也因此，在一种传染病爆发以及病例诊断之后，首先会出现的，就是流行病学调查人员。

一位流行病毒学专家也表示，回顾性研究是传染病的基础工作，必须依据已有病例进行，在没有病例的情况，谁也无法观察出这个病毒发展是什么路径。

1月31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题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文章的说明》的文章，文章表示，论文是根据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报的425例确诊病例（包括15名医务人员）所做的回顾性分析，所有病例在论文撰写前已向社会公布。论文中提及的15名医务人员感染病例，分别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于1月20日晚、武汉市卫健委于1月21日凌晨向社会公布。

论文提出的“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的观点，是基于425例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资料做出的回顾性推论。

文章也表示，及时在学术刊物发表调查结果，有助于国内外专业同行及时了解疾病的特征，共同评估和研判疫情，改进防控策略。

不过，这篇文章并未回应，中国疾控中心是在什么时候得出“2019年12月份即在密切接触者中发生了人际传播”这一判断的。

此外，武汉封城前一天，高福在记者会上的一个表态也备受诟病：目前证据显示儿童、年轻人对病毒不易感。这同样被此后陆续出现的相关确诊病例所否认。

近日，一则高福2019年的表态也在此际为人“挖掘”出来——也同样遭遇了怨气和嘲讽。当年两会期间，高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这显然与如今如沸如煮的疫情不符。

曾是成功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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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媒体报道中的高福常以理性、专业的技术官员形象出现，埃博拉病毒横行非洲之时，他敢到疫区与病毒“近距离”接触。其个人的成长经历，也呈现出一种经典的模板：底层出身，受过严格专业训练、在海外事业有成，心怀故土，毅然回归，报效祖国。

高福出生于山西省应县的工人家庭，父亲只读到小学四年级，母亲连自己名字都不认识。小时候家里穷，父母要供养6个孩子。

少年时，高福曾有机会获得一份银行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高福想继续读书考大学，而父母作出了支持他的决定。

高福参加了1979年高考，那一年化学题目非常难，他看到卷子，几乎丧失信心，还趴在桌上睡了几分钟。后来他调整好心态继续做题，“没交白卷，拿了四五十分，不然考不上大学”。他没有考上第一志愿，而是被调剂到山西农业大学兽医专业——这一点，现在也是他备受嘲讽的元素之一。

高福不想做兽医。从大一下学期起，他就定下目标改考传染病学专业。1980年，加上助学金一个学期10元钱就够伙食费的年代，他借钱180元买个收音机，只为了学好英语，终于在1983年考上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1年，高福赴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相继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而后又在牛津大学任教。

2004年，高福偕妻子和儿女举家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病原微生物跨宿主传播、感染机制与宿主细胞免疫研究。

他回国的理由很简单:“父母需要我，国家也需要我。回国给我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如果我不回国，学术发展肯定没现在好。”

查询以往的种种网络痕迹可以发现一篇2018年高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研究生院院长，在毕业典礼上的发言——面对在座的毕业生和毕业生家属，他说：

“今天对我个人来讲，也很特殊，是我担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生院院长的第一次和毕业生讲话，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典礼。人生曾有多少第一回？第一次、第一回，总让人激动。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激动、感到压力，也深感高兴。作为院长，在各位毕业，离开疾控中心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六个字，三个词：诚实、担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