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月 16 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院长、雷神山医院院长王行环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说道：“真正的疫情拐点已经来到，现在里面消耗的很多都是存量。从新发的情况来看，我观察到的，5 天以来我们自己的几个点，发热的数量在下降。它是有一个坡度，逐渐在降，稳稳地在降，没有反弹过，我是很有信心的。”

很快，“雷神上医院院长称拐点已经出现”登上了微博热搜。部分媒体在转载这则消息时也加上了，“我们又离奶茶火锅进了一步”这样的字眼。一些人因此认为，疫情正在衰退，很快就能迎来正常的生活秩序。然而，疫情拐点真的到来了吗？“拐点”这个词究竟是什么含义？整个疫情又进展到了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是拐点

在通常的语境中，“拐点”的含义通常是指疫情进展速度是否发生变化。这通常反应在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疑似病例这两个指标上。若当日新增确诊病例多过前一天，那么通常就会认为疫情正在加速扩散。反之，疫情扩散的速度就在变慢。从加速扩散到减速扩散的变化，就会被称之为拐点。

若是按照这个定义，疫情的拐点其实早就出现了。2 月 12 日上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在个人微博发文，称疫情下降的拐点已经出现。“湖北以外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每日确诊病例数已经连续下降 6 天，下降的拐点在 2 月 5 日左右。”

然而，拐点的概念并非意味着疫情即将消散。根据各地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截至 2 月 16 日 24 时，31 个省份和新疆兵团累计确诊病例 70548 例，比前一日新增 2048 例，现有疑似病例 7264 例，新增疑似病例 1563 例。从数据上来看，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量仍在上升当中，这意味着疫情本身尚未到达流行病学意义上的高峰，仍有可能有未出现症状者被确诊，或者密切接触者新感染病毒的可能性。

“对流行病学工作者而言，经常看到流行趋势图中，全国或某一省市各种传染病疫情下降的拐点和上升的拐点，以及升降拐点的交替转换。因此，不要把拐点的概念复杂化，也不要简单地理解拐点出现了的大局已定。”曾光在指出下降拐点出现在 2 月 5 日左右的同时，也提醒人们注意拐点本身并不是一个决定性的趋势，因此不能判断疫情的总体走势。

与此同时，流行病学家对于“拐点”何时到来的判断也出现较多分歧。钟南山在 2 月 11 日接受央视采访时就表示，“从目前来看，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但峰值应该在 2 月中下旬出现。”耶鲁大学的流行病学学者则认为，拐点出现的大致时间为 2 月 21 日。英国兰开斯特大学传染病学家乔纳森·里德则预测，每日确诊病例数量的高峰会在 2 月 26 日左右到来。

若是从疫情整体的角度去重新审视王行环的发言，就会看到其发言中有许多模糊和有待明确之处。发热只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一种症状，为什么可以通过某一种症状去判断疫情的拐点？王行环所说的发热数量下降是指作为重症病例治疗点的雷神山医院自身的情况，还是武汉当地的情况？以及他口中的存量究竟指的是什么存量？

在许多概念尚未厘清的情况下，王行环所作出的拐点已经出现的判断，并不应该被看作是确凿的趋势判断，而只是众多学者给出的不同预测中的一种。疫情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仍然需要更详细地分析数据才能做出判断。

令人困惑的疫情数据

获得可靠的疫情数据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2 月 13 日，湖北省卫健委修改了疫情数据的统计口径，在前日新冠肺炎疫情情况通报中，首次将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也造成了前一日湖北新增确诊病例暴增 1.3 万例的结果。

从救助病人的角度，修改统计口径会帮助那些挣扎在困境中的人们。此前，许多人经过 CT 检测后，已经确认出现了双肺变白的现象，被医生诊断为大概率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然而，由于核酸检测能力不足，这些人无法得到最终的确诊，并因此被医院拒之门外。临床诊断病例纳入确诊病例之后，他们也终于能够安排入院，得到医疗救助。

然而，对于关注疫情宏观发展的流行病学专家和统计学者来说，猝然变化的统计口径则意味着此前他们所使用的数学模型会因此失效。

《财新》的报道中详细解释了这一逻辑。基本传染数R0 是推演疫情进展中最重要的变量。它指的是所有人在没有防护措施且不具备免疫力的情况下，每例患者平均传染的人数。流行病学专家首先需要通过确诊病例人数分布以及其他变量来估算 R0，进而依靠 R0 来推算后续的感染人数。

然而，“临床诊断病例数据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回溯性不详”，无法据此可靠地推断疫情中的 R0 值，“令置信区间本已‘宽广’的 R0 估计值精确性再打折扣，不利于未来疫情防控力度的调整。”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喆如是写道。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曾光此前做出的拐点已经于 2 月 5 日出现，还是钟南山判断的 2 月中下旬出现拐点，都需要重新考量和计算，给流行病学专家的拐点预测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另一个一直被质疑的问题则是数据本身的准确性。

如果说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早期，即 2019 年 12 月初到 2020 年 1 月上旬的数据还算准确的话，那么在疫情爆发之后，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数据其实完全取决于武汉和湖北各地医疗机构和官僚体制的处理能力。

自武汉封城之后，微博上充斥着大量的求助信息。许多求助者在公布自己的个人信息之后，都强调自己或家人已经出现了明显症状，但因为武汉医院的接诊人数超出医院的负荷能力，而无法获得核酸、甚至是普通的 CT 检查。大量可能已经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群因此隐匿在官方的数据统计之外。

尽管武汉官方已经在 2 月 9 日下达了“应收尽收”的行动目标——所有的病人都必须接受相关检查，并且收治在医院或方舱医院当中——但武汉官僚系统或许并没有充足的基层能力来实现这一目标。

多家媒体报道都指出，社区居民寻求居委会和街道帮助，然而居委会和街道却无法从卫健委等其他部门获得足够的资源。有时，居委会和街道会将求助信息上报到上级，希望上级能够帮助调配医院床位。然而，这些求助信息会通过其他管道重新下达到居委会和街道，要求他们自己解决床位问题。这些存在于武汉官僚系统当中的死循环，使得武汉究竟有多少患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成为了一个迷。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排查。2 月 10 日晚间，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武汉一共排查 了3371 个社区、村，按户数算排查了 421 万户、1059 万人，户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 98.6%，人数排查的百分比达到了 99%。

但到了 2 月 16 日，新任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再次召开视频会，要求开展为期 3 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确保确诊患者百分之百应收尽收、疑似患者百分之百核酸检测、发热病人百分之百进行检测、密切接触者百分之百隔离、小区村庄百分之百实行 24 小时封闭管理。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卫健委每日公布的新增确诊病例数量，究竟是每日的新增确诊数量，还是此前早已经发病但却始终未得到确诊的存量病患数量，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而无法区分这两者，也使得流行病学专家和统计学者无法对于疫情进展做出精准的判断。

春运返程会如何影响拐点？

就算数学模型已经能够精确预测拐点的时间，也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可以放松警惕。正如曾光所言，“在下降拐点之后，还难以避免又出现一个疫情上升的拐点。”

影响疫情进展的因素有很多。病毒本身的传染能力，以及防疫措施本身采取是否得当，都会改变疫情的走向。尽管现阶段每日新增病例开始减少，但是只要出现适合传播的时机，疫情仍然有可能像在初期那样以一个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即将到来的春运返程客流可能就会是这样一个挑战。

中泰证券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一线或准一线城市的拥挤程度远远没有恢复到平日里的正常水平。地铁的客流量仅为往年同期的一成至两成，且持续低迷。返程高峰预计则将在 3 月中旬出现。

返程高峰对于疫情防控的挑战是双重的。首先，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相互迁移，很可能将原本局限于少数几个地区的疫情带到其他地区，造成疫情在地理位置上的扩散。其次，在相对封闭的交通工具中，若是其中有人已经感染了病毒，但尚未发病，很可能会传染给其他人，从而导致一定程度的聚集性感染情况出现。两者叠加，给疫情的扩散带来了可能。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晓明在 2 月 15 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未来主要是农民工返岗、学生返校，农民工返岗约为 3 亿人次，到现在已经返程 8000 万，预计二月底还有 1.2 亿人次。”

“切不可以低估人口流动返程潮对疫情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对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的冲击作用，”曾光在微博当中写道，“上述流动大军无论乘坐火车、长途汽车还是飞机返程，都处在密闭的环境中，容易导致病毒传播。返城后能否平安度过一个最长潜伏期，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