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日又传出非洲遭遇蝗灾，使人倍感心累。

作为一种生物，蝗虫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不算少，作为一种自然灾害，蝗灾的发生也是很早的。由于这种虫灾主要是危害农作物，而中国自古以来又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所以对这种灾害的发生也就关注很早。

虽然我们近三十年来似乎没听过国内爆发过严重的蝗灾，但这不代表着中国古代没有遭受过蝗灾。相反，中国古代遭遇蝗灾的次数并不少，其地域分布主要集中在今河北、河南、山东三省 ,陕西、山西、江苏、安徽、湖北等省也有较多的分布，学者总结“先涝后旱，然后有蝗”，蝗灾的爆发在古时完全是看天意。

《春秋·桓公五年》记载：“秋，大雩，螽。”大雩就是大旱，螽就是蝗虫。这就是说桓公五年曾因大旱导致了蝗灾的发生。据统计，《春秋》共记有12次蝗灾，可见那时蝗灾发生已经较多。

秦汉以后，中国的重农思想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天人感应”思想的提出，也使史官重视这些灾异现象。蝗虫成灾从灾异的角度看就是上天的示警，所以对蝗灾的发生及其危害也就更加关注。

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都有关于蝗灾的记载，有些记载还比较详尽，不但有蝗灾发生的时间、地点、危害程度，甚至还有防治的方法和措施。蝗灾不是单纯的农业问题，前面说过，蝗灾的爆发还与气候有较大关系，因此还涉及五行灾异，相关内容便记载在《五行志》中。

《汉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专辟章节记载蝗灾的史书。其《五行志》不但记载了连续三年以上的蝗灾，而且记录了危害中国农业生产的主要是一种飞蝗（今天仍称为东亚飞蝗），即所谓“蝗从东方飞至敦煌”（见《五行志》蝗灾太初元年条）。

与西汉相比，《后汉书·五行志》所记东汉蝗灾的情况要详尽得多。由正文和注释中所记数字统计，东汉共有蝗灾31次。其中建武二十八年”郡国八十蝗”，永初五年”九州蝗”，熹平元年”七州蝗”，是几次最大的蝗灾。

魏晋南北朝之际，中国进入了一个分裂动乱的时期，史书的关注点有所改变，故一些史书便没有蝗灾的记载。

但从《宋书》《魏书》《隋书》等仅有的几部有蝗灾记录的史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仍不时有蝗灾发生，而且危害程度有增无减。以《宋书·五行志》所记为例，该书记魏晋间蝗灾共12次，其中晋怀帝永嘉四年“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马毛鬣皆尽”；晋元帝太兴三年，“徐州及扬州江西诸郡蝗，吴民多饿死”。

唐代史官制度更为健全，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史书编写也日趋正常，所以新旧《唐书》都有较为详尽的蝗灾记录。特别是《新唐书·五行志》记唐代蝗灾共达34次。

宋代的蝗灾似乎比唐代更甚，《宋史·五行志》共记有75次蝗灾，范围小至一县，大至百余州。其中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四年是连续四年有灾，宋神宗熙宁五年至九年更是连续五年有灾，连灾年数超过了以往历朝历代。

元代的蝗灾比宋代更为严重。两宋前后共历320年，有蝗灾75次，平均4.3年一次；元代立国仅96年，《元史·五行志》却记有蝗灾42次，平均2.3年就有一次，蝗灾的发生约为宋代的两倍。从范围上看，元代比宋代也有所扩大，最南到了今江西南康县，最北到了今内蒙古多伦县（即元之上都），东北到了今辽宁朝阳（元之大宁路中兴州），西北到了今新疆奇台县（元之别失八里）。

明代的蝗灾似乎要轻些，《明史·五行志》共记蝗灾50次，平均约五年一次。次数虽少了一些，但灾害一旦发生，其危害仍然十分惊人。如《明史·五行志》记弘治六年的蝗灾说：“飞蝗自东南飞行西北，日为掩者三日。”飞在天空的蝗虫把太阳光都遮蔽了三天，其数量之大可以想见。尤其是明朝末年，从崇祯八年起，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连续多年发生大蝗灾，本已被农民起义搞得焦头烂额的明王朝，又加上连年的大蝗灾，很快便遭到了灭亡的命运。

清代已接近现代，保存的史料也较完整，所以《清史稿·灾异志》共记有蝗灾94次，平均约三年一次。其范围大致与元明二代相同，严重程度也不相上下。

以上是从史料中统计得到的数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蝗灾的记载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灾害的记录，还关系到灾异预警，因此其中可能有假。

假在何处？因为灾异的描写有时是为了衬托当时当地的官员治理能力，如有些记载为了衬托当时某人为官清廉仁爱，当年当地发生蝗灾，蝗虫却不入他所在的地境，径直拐到其他地区。而有时为了批判某人为官劳民伤财，他的地界上可能凭空出现多次灾害。这些都是需要鉴别的，是传统史书书写中的一种建构，“小事化了”或是“坏事放大”。

不过审视这些可能的虚假“宣传”，其背后逻辑并非难以理解。古代遭受的蝗灾数和损失都是不容小觑的，但为官清廉者，面对灾害时能带领百姓及时做好应对措施，防治、扑灭蝗灾，将损失减少。而没能力的官员，其境内灾害得不到控制，百姓流离失所，恶性循环，也都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