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持续滚动的数字容易让人陷入麻木，而个体的经历和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们：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为这场灾难付出切肤的代价。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出呼吁：“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是人，而不是数字( We mustremember that these are people, not number)”。

我们试图用数据解码数字背后的个体，看清那些宏大叙事之下的具体的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交网络上以个体的身份发出求助的人——

他们是谁？他们为什么而发声？他们的处境有何共同点？他们的声音在主流话语中是如何被遮蔽,，从而选择自己呼喊的？

我们利用大数据为求助者画像。在清博大数据提供的2月3日到10日期间的400余万条微博数据中，我们提取出新冠患者求助信息4233条，经过去重与核实之后得到1183条，并进一步提取了每一条微博中的年龄，小区和求助详情等信息。同时，通过抓取5686个链家小区，将求助患者的地址对应到小区，从而进一步获得街道、区县、房价和房屋年份等信息。通过交叉分析，了解这一群体的处境、经历以及武汉市医疗资源的匹配程度。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7日期间国内19家媒体刊载的与新冠患者相关的1413条原创报道，通过大数据分析与报道框架分析的结合，探究新闻报道中患者形象的呈现。

通过大数据，这些模糊或被模糊的面孔逐渐清晰起来。

1.围城之中，越老越无助

我们首先对微博求助患者的年龄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在微博上进行求助的患者年龄偏大，特别65岁以上的老人居多。

2月9日，钟南山院士领衔的“中国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临床特征”研究在网上发表,其中公布了收治的1099例确诊患者的年龄分布，其中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为15.1%。而微博求助者的年龄也普遍较大，65岁及以上的比例高达42.5%。

研究结果显示，新冠肺炎致死的高风险人群是60岁及以上、有重度肺炎的男性感染者。发病率最高的人群是5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这群高危、高风险的老人，也成了最无助的人。

从微博上的求助信息的内容来看，“妈妈”“爸爸”等称谓词语高频出现，说明求助信息发布者多为老人的子女，新技术的门槛或成为老人们无法及时向外界求助的障碍。

2.求助者离医院有多远？

将求助微博中的地址信息与百度地图数据进行对应可发现，洪山、江岸、武昌、汉阳、硚口区的求助者数量显著大于其他各区。

下图地图上圆点表示求助者的地理位置，黄色的三角表示武汉市公布的发热门诊，红色的三角表示在2月5日湖北日报发布的定点收治新冠病人的28个定点医院。可以看到,洪山区、江岸区和硚口、汉阳的部分区域有大量的求助人群距离这些发热门诊或定点医院较远。

我们进一步对比了这些求助者的家庭住址与距离自己最近的医院之间的距离。下图中的方块颜色代表数量，颜色越深说明距离在这个范围内的求助者越多。可以看到武昌区、青山区和江汉区的求助者，大部分与距离自己最近的医院相离2公里以内，而洪山区和硚口区有大量的求助者，在3公里以内没有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以百度地图测算，成年人一小时步行距离为4公里。考虑到求助者年龄偏大，我们以3公里作为求助者步行1小时的距离)。

其中，硚口区的分布呈现两极分化，有56个求助者距离最近的医院在1公里以内，而77个求助者需要步行3公里以上就诊。

我们以收治医院为圆心、3公里为半径,在地图上分析被这些医院覆盖的小区情况。如果一个小区在一家医院的3公里之内，我们就认为它的居民可以被收治，以此推算这些求助者被收治医院覆盖的情况。实际上，这样的估算高估了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因为据湖北日报2月5日公布的定点医院病床使用情况，全市收治医院空床率仅为3.6%。但即使是这样放宽估算标准也可以看到,在洪山、斫口和汉阳有大量的求助者没有被覆盖，其中以洪山区和硚口区的情况最为严重。

进一步分析这些求助者所在小区的房价和年份，并与武汉链家的数据进行对比可见，这些求助者所居住的房屋，无论是价格还是年份，都与武汉住宅的整体分布相当。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就是你我。

武汉的“封城”进一步增加了这些求助者就医的难度，财新曾经报道过步履蹒跚的老人相互搀扶走向医院的场景。无法及时得到诊断和救治使他们面临病情恶化的风险，也增加了交叉感染的可能。所在行政区定点收治医院较少、与医院之间距离较远、公共交通停摆等原因使这些求助者每日辗转于小区和医院之间，在等待确诊与收治的过程中艰难求生。

那么这群最难、最需要被关注的人，在国内媒体的报道中是怎样被呈现的呢？

3.个体叙事淹没于宏大话语中

我们发现，在1413篇报道中，有179篇报道采用了个体的框架策略，即聚焦新冠患者，强调他们的个体感受、经历、情感。

这179篇报道主要由市场化媒体和地方都市媒体贡献，如财新的《汉口医院直击：何时不再床难求》和《发热患者定点医院里的故事》，直击武汉的患者因确诊收治困难、医疗资源短缺而经历的等待、不安与焦虑。人物文章《送走奶奶和爸爸,武汉女孩的漫长一月》则直接使用了武汉女孩薇薇的口述，平淡口吻背后是一个月内相继失去三位至亲的切肤之痛。

是我们也看到,在所有的报道中，采取个体报道框架的只占13%。更多的报道采取了主题框架，即聚焦于“抗击疫情”这一主题，患者是为了服务于这一主题而存在的，他们是被动接受救助的对象，是被社会关切的“幸运者”。

比如在长江日报的报道《武汉82岁老人痊愈了！金银潭医院今天有4名患者出院》中，被治愈的患者感谢医院护士给了她重生的机会，表示“以后会做好事报答社会”；在《吃下“定心丸”！疑惑、忐忑、焦虑、恐惧.…..都逐渐消除了！》一文中，一位确诊患者在收到居家隔离的建议之后，表示“相信有专家的精心诊疗和政府对疫情的高度重视，自己一定能战胜疾病”；在健康报的报道《基层战“疫”：“疑似患者，个都不能漏掉！”》中，一位被隔离的患者表示隔离点“就像家一样，我们很放心”。医护人员的精心救治、无私奉献,来自社会各界的帮助、关怀，是这些报道的主要话语，而个体的经历、感受在“万众一心、共同抗疫”这一宏大的主旋律中成为帮衬。

在这些报道中，有385篇报道具体框架，即更多地提供有关患者和治疗的具体细节，能够在帮助读者了解疫情的同时，一定程度减少恐慌。其中，以市场化媒体和地方都市媒体更为显著，如新京报1月2日发表的《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转入传染病医院，市场附近有居民感染》，记者走访多家收治新冠患者的医院，采访到了最早的一批感染患者，在情况尚不明朗时为读者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和细节；1月31日,南方都市报首次公布了深圳累计确诊的134名新型肺炎患者的病状和行踪，具体到了他们曾逗留过的82个小区，随后是广州和北京两地的信息公开。在这里，媒体借助自己的声量进一步扩大了公开信息的影响力，有利于公众知悉确诊病人的详细活动范围，核实自身是否与患者有交集，从而更精准地防护。

而针对该种信息公开和保护隐私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澎湃新闻于2月6日发表《确诊病患所住小区及活动轨迹该公布吗？》，提醒在实现公众知情权的同时，也应该注意保护患者的隐私权。

我们也发现，在73%的报道中患者是以抽象的框架呈现的。其中最突出的一类报道就是卫健委每日公布的病例报告，数字的变化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直接的方式让公众了解疫情的发展趋势和防控的进展。我们认为，在疫情形势依旧严重的背景之下，这类的信息是非常重要且必要的。

但我们依旧要提醒，除了及时、准确、公开的数字，对具体的个体叙事同样不可或缺，是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保持清醒，不至麻木。这是一个普通人为这场灾难付出的代价。

4.抗疫赞歌的注脚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这些报道采取的态度发现，有39%的报道采用了较为积极的话语，侧重报道患者受到的救助、已采取的行动和取得的进展。如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好消息！武汉市刚刚又有4人治愈出院！最大的是位82岁婆婆》和长江日报的报道《78岁老人康复出院发病之初就在家戴口罩家人无一人感染》。

还有一类报道则试图在全民抗疫的沉重氛围之下营造出一种正常生活的景象，而选择性地忽略了背后潜伏的危机。如楚天都市报1月26日刊载的文章《“居家隔离”怎么办？同济专家权威支招！》中提到，患者如果被医院嘱咐为“居家隔离”，那么“应当被恭喜”，因为“居家就意味着不用住院”，说明“病情相对轻微，是好事”。而事实上，那时对于湖北省特别是武汉市内的患者而言，“居家隔离”往往只是医疗资源不足的无奈之举。这样的报道在疫情爆发初期较为常见，有造成社会各界轻视疫情、放松警惕的可能。

7%的报道采用了偏消极的态度，其中以市场化媒体和中央机关媒体最为突出。例如中国青年报的《中青报记者大年初一探访武汉市第五医院》，报道直击武汉市定点医院医疗资源紧缺、医患关系紧张的真实状况。澎湃新闻的《试剂盒短缺，武汉一家七口“疑似感染”：我能扛，孩子怎么办》则记录了一名武汉市民一家七口疑似感染、三岁孩子被医院拒收的恐慌与焦虑。健康传播领域有研究证明，对痛苦经历的讲述与传播可以使讲述者获得更多情感支持和心理帮助。直面较为消极残酷的事实，在让讲述者获得情感支撑的同时，更有利于我们在这场局势复杂的战争中有的放矢，让有类似经历的群体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关怀、帮助。

5.结尾

社交媒体的发展，让更多个体的声音得以被听到、被传播。时代的雨滴打在每一个人头上，数字背后甚至被排除在数字之外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用文字、图片、视频、转发、点赞……拼凑聚合成历史本身，而不甘愿沦为其注脚。

对媒体而言，为这些声音提供渠道，在报道中更加注重个体叙事，既是敬畏生命，也是尊重历史。

正如作家李静睿所言，“灾难面前，我们不是旁观，只是幸存。”这些陷入窘境的人、苦苦挣扎的人、奋力求生的人，不是弱者也不是他者，正是另一种处境下的你我。

照见他们，也是看到我们自己。

数据说明：

在微博求助患者信息部分，本研究样本涵盖清博大数据提供的2月3日到2月10日期间的400余万条微博数据，从中提取出新冠患者求助信息4233条，经过去重与核实之后得到1183条求助数据。我们进一步提取了每一条微博中的年龄，小区和求助详情等信息。同时我们通过抓取5686个链家小区，将求助患者的地址对应到小区，从而进一步获得街道、区县、房价和房屋年份等信息。

在微博文本的词频统计部分，由于微博用语较为灵活，我们对部分词汇做了规范化，例如将“母亲”统一规范成“妈妈”、“父亲” 统一规范为“爸爸”、“爸妈”统一规范为“父母”。

在媒体分析部分，我们参考了《2286篇肺炎报道观察：谁在新闻里发声》的采样标准，抽取的样本涵盖国内主要的19家媒体，具体包括5家中央机关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新闻周刊、健康报）、6家全国性市场化媒体（财新、界面新闻、澎湃新闻、三联生活周刊、人物、第一财经）、2家垂直领域权威自媒体（丁香园、八点健闻），以及武汉、广州、北京三地的3家地方机关媒体（长江日报、广州日报、北京青年报）和3家地方都市媒体（楚天都市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抽样的时间范围为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7日。

在具体样本的选择上，本研究以电子版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新闻客户端作为样本收集来源，患者报道相关性标准界定为病例通报、就诊状况、患者治疗方案、与患者相关政策、对患者生活影响等主题，过滤与患者无直接相关关系的主题，如非肺炎患者的市民报道、与患者无关的志愿者报道、与患者无关的防控政策等，共收集到1413条报道样本。

编码表：

本研究参考现有相关领域文献，聚焦新冠患者报道的媒体框架。主要编码类别包括：

在编码员培训之后，所有编码员集中对少量样本进行试编码，对过程中出现的分歧进行讨论，商定编码原则，并对编码表进行适当调整。在进行共计4轮信度测试之后，编码员对编码内容基本达成一致（编码员信度在0.85 至 0.95之间），之后进行正式编码。

参考文献：

Iyengar, S. (1991).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Leod, J. & Wright K. (2009). The talking cure in everyday life: Gender, generations and friendship, Sociology 43(1): 122–139.

Williams, A.P., & Kaid, L.L. (2006). Media framing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A view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n M. Maier & J. Tenscher (Eds.), Campaigning in Europe - Campaigning for Europe: Political parties, campaigns, mass media and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lections 2004 (pp. 295-304). London: LIT Publishers.

财新：研究：新冠传染性高于此前预估 老年男性病死率高，http://www.caixin.com/2020-02-12/101514614.html

统筹：赵小曼 范举

样本选择和收集：韩涵 李晓桐 赵小曼

数据分析：范举 刘同禹 郑子浩

制编码表：赵小曼 江志航 张奕宇 谭恩如

编码：江志航 张奕宇 谭恩如

研究报告撰写：赵小曼 范举葛书润 王怡溪

数据可视化：邓海滢 惠一蘅 文露敏 马冰莹

版面编辑：马冰莹

特别鸣谢：王帅

感谢清博大数据为我们提供微博全量数据；感谢RUC新闻坊为我们提供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31日期间媒体报道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