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丁香园

作者：陈以寒

1月27日，据澎湃新闻报道，数份“武汉返乡人员信息表”在网络上流传。多位武汉返乡人员证实，自己电话、身份证号、住址等隐私信息遭到泄露。部分返乡人员被曲解为“确诊病例”，甚至因此“被人打电话辱骂”。

2月6日，云南通报一起患者隐私泄露案件。云南文山州人民医院文某、文山市人民医院刘某等5名医务人员因偷拍、散布新冠肺炎患者个人隐私信息，造成恶劣影响，被文山市公安局依法作出罚款、拘留的处罚。

作为这场疫情的受害者，TA们被迫遭受病毒之外的伤害。

病毒之外的伤害：疾病歧视

武汉，九省通衢，常住人口超过1100万，在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领跑中部，也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

时间回到2019年年末，一场即将波及全球的肺炎疫情还没有显露锋芒。零星公开的病例让人们少有警惕，武汉街头行人鲜有戴口罩出行者，网络有玩笑表示“戴口罩的都是外地人”。处在风暴中心的武汉人未曾预料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悄然发生转变。

1月20日，钟南山宣布病毒存在人传人。恰逢春运大潮，截至1月23日，武汉封城，武汉流出人口总量已达500万。

城内公共交通停摆，火车、飞机也遵循只进不出的原则。当时暂未封闭的高速公路前，出城的长队排得一眼望不见头尾。这样的长队受到部分声音抨击，被视作“武汉人的带病出逃”。

很快，与湖北省相连的道路被挖断。部分地区“公开悬赏”武汉人，依然身在外地的武汉人无法入住酒店得到安置，已经返回家中的武汉人门前被贴上“本户有武汉返乡人员，请村民切勿来往”的标语。

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武汉。随着海外确诊人数不断增加，武汉这座城市与病毒牢牢挂上了钩，这场疫情也有了一个具有强烈地域歧视色彩的名字：“武汉肺炎”。1月28日，据凤凰网报道，日本静冈的一家拉面店店主侮辱中国游客“有新型冠状病毒”，喊着“China！Out！”将已坐下点餐的年轻中国夫妇赶出门，还收回已端上桌的水杯。

据北京日报消息，由于担心感染新冠肺炎，纽约市的出租车司机和共享拼车司机开始拒载中国乘客。2月10日，据环球时报报道，英超劲旅托特纳姆热刺队的球员阿里，因近日在社交网站上发布视频，借新冠肺炎“歧视亚洲人”引起公愤，最终删掉视频并公开道歉。

“武汉肺炎”成了部分人眼中的“中国肺炎”、“亚洲肺炎”。不幸感染病毒的患者，和所有因为新冠肺炎而受到歧视的人，都成了这场疫情的受害者。

歧视从何而来？疾病的隐喻

当一种疾病刚刚产生之时，其实并没有任何含义，它唯一指向的就是众人为了守护健康而要攻克的这个难题。但在社会环境中，疾病常常被赋予更多的隐喻。

提及结核病，我们往往会联想到中世纪的浪漫、爱情，还有林黛玉式的美。而说到艾滋病，有研究表明，与之相关的三个刻板印象分别是：性、滥交、死亡。

2009年我国一项对超过2000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的歧视状况调查结果表明：32%的受访者曾被他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泄露患病身份，41.7%曾遭遇严重的艾滋病相关歧视。

大多数（超过76%）受访者都表示，家庭成员曾因自己感染艾滋病毒遭受歧视，还有受访者（14.8%）表示曾因其艾滋病感染被拒绝就业，9.1%受访者的子女（不一定为艾滋病阳性）曾因其父母的艾滋病感染状况被拒绝入学。

当所有疾病都被贴上标签，我们该如何去认识一个人？是通过真实的相处与了解，还是仅仅通过一页病历？

人们害怕疾病。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可能蛰伏在每个人身上，导致一段痛苦的折磨、残疾、甚至死亡。当我们试图对抗疾病却又缺乏相应知识，缺失的信息就容易被猜测填满。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写道，人们容易将疾病描述为“瘟疫一律来自别处”。在对疾病的想象中，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污染者总是邪恶的，而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疾病的隐喻持续影响着患者群体的社会生存环境，这场疫情中也不例外。

被造谣的“毒王”，被藏匿的危险

据新京报2月5日报道，福建晋江一男子张某从武汉返回后，谎称自己从菲律宾归来。后续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并导致超4000人接受医学观察。在网络传言中，张某酒量奇佳，曾在多场宴会上四处划拳敬酒。此外，因为张某隐瞒疫区史，导致全城戒严，还有亲人受其感染去世。张某成了“毒王”。中新社2月7日报道指出，该案件已陷入罗生门，网络传言很可能夸大、捏造了部分事实。

张某的妻子称，他们从未撒谎，附近村民都知道他们是从武汉回来的，只是张某的父亲在和别人交谈时提到刚从菲律宾回来一个多月。

一家人1月20日从武汉返乡时，武汉看起来一切正常，人们正常逛街、购物，很少有人戴口罩。回到老家后，也没看到有人在宣传防控信息，“街上很热闹”。张某的妻子表示，如果已经知道自己被感染，了解疫情的严重性，他们一定不会回乡，更不会去参加活动。

事实上，“毒王”这一极具噱头的称号已经不是第一次被叫响，它早已在一次次的传播中被镀上浓烈的猎奇色彩。2003年SARS疫情，全球首例患者、酒楼厨师黄杏初就因感染9名医护人员被称为“广东毒王”。

《南风窗》曾经发表文章《谁愿尝尝黄杏初的三杯鸭？》，由于这一段患病经历，黄杏初不仅丢掉了自己的厨师工作，还被造谣欠钱跑路。

2003年5月12日，深圳一家媒体在没采访到黄杏初本人说法的情况下，刊登了有关黄杏初的报道，称其欠下医院数万元医药费后神秘失踪，并配以黄杏初曾经工作过的深圳酒楼照片（实际上此酒楼为新开张，并非黄杏初原来工作过的酒楼）。报道发布当天，原本非常兴旺的酒楼生意一落千丈，只来了六名食客。

“毒王”的称号让患者从疾病的受害者成了加害者，当患病的不幸给自己带来的是汹涌的恶意，患者往往更倾向于隐瞒病情。这些隐匿的感染者就像投入大海中的水滴，使得疾病的传播更加隐秘而难以管理，再次加深人们对疾病的恐惧。

以同为传染病的艾滋病为例。2004年北京疾控开展的HIV抗体免费检测服务中，实际前来检验人数远低于预估需要检验人数。部分人即使有高危行为也不愿意咨询，更不愿意接受检测，因为害怕随着检测结果阳性而来的歧视。

广西来宾市兴宾监察2月17日发布消息显示，一名长期在华南水果批发市场经商的店主韦某，在明知疫情严重的情况下乘动车从武汉返乡，韦某未向有关部门主动报告，且拒绝执行居家隔离观察规定。截至目前，来宾市共确诊新冠肺炎11例，其中韦某引发直接间接感染人员确诊达9人。近日，韦某被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依法批准逮捕。

“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

消除歧视很难吗？

我们需要更多透明、科学、及时公开的信息来解答心中的疑虑，需要更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疾病受害者的权益，需要让疾病回归疾病本身。

1月31日，WHO在“对所有国家的建议”中强调，请各国勿采取可能助长侮辱或歧视的行动。西班牙 Aragon大区电视台和当地的两家日报社记者，自发组织去 Zaragoza市的一个中餐厅聚餐，告诉西班牙全国民众：“中餐可以吃！”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纷纷刊载一篇名为《请不要叫它“武汉肺炎”好吗》的文章：“病毒就是病毒，它无关国籍，无关种族，无关政治。这场疾病不仅是中国的伤痛，也是人类的悲歌。”

世界卫生组织在宣布将新冠病毒引起的疾病命名为COVID-19时特意强调，“妥善命名很重要，这有助于防止使用其他可能不准确的或污名化的名称。”

2月1日，意大利佛罗伦萨市长Dario Nardella在推特上发起“给中国人一个拥抱”话题，鼓励意大利人理性看待疫情：“我们遵循卫生部门的指示并谨慎行事，但绝不鼓励心理恐怖主义，尤其是对那些迫不及待想要利用这一借口对中国公民进行仇恨和侮辱的人。在这场共同的战斗中，我们要团结起来。”

这天的佛罗伦萨，一名中国男性选择戴上口罩、蒙住眼睛，携带着一块写有“我不是病毒，我是人类，不要对我有歧视”的牌子走上街头。

他孤独地站在街边，显得有些紧张。有人无视他匆匆走过，也有人驻足拍照。最后，有人选择上前来拥抱他。

参考来源：

[1]阎志华,吴尊友.耻辱和歧视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负面影响[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5,11(4):310-311.

[2]曹永福,王云岭.隔离、自由的限制与歧视——对SARS防治的医学伦理思考[J].医学与哲学,2003,24(9):43-45.

[3]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2018:1.

[4]严慧芳.谁愿尝尝黄杏初的三杯鸭？[N].南风窗,2003-13(1).

[5]韩辉.华人青年意大利街头求拥抱 面对歧视不再沉默！

[EB/OL].http://www.chinaqw.com/hqhr/2020/02-05/244916.shtml,2020-2-5.

[6]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2年艾滋病防治进展报告[EB/OL].http://www.unaids.org.cn/page139,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