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意大利、韩国之后，伊朗成为了第三个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大爆发的国家。根据伊通社 27 日晚间报道，截至 2 月 27 日，伊朗的累计确诊病例为 270 例，其中死亡病例 26例，成为目前新冠疫情病死率最高的国家。

由于伊朗长期处在一个信息无法正常流通的状态当中，人们并不信任伊朗官方公布的疫情数据，目前伊朗政府包括副总统、议会下属委员会主席、卫生部副部长等多位高官都已经确诊新冠肺炎。此外，伊朗政府也采取措施严厉打击了传播疫情消息的人士，这些都让伊朗的真实疫情情况变得更加破朔迷离。

在外界回溯伊朗疫情进展之时，伊斯兰教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圣城库姆（Qom）被认为是该国疫情最初的发源地。此后，病毒随着汇聚到这里旅游、参拜、经商的人们回流至伊朗其他省份，进而造成全国性的爆发。巧合的是，伊朗议会选举就在此期间的 2 月 20 日举行了。

目前尚无证据指出伊朗议会选举与疫情扩散之间的明确关联，但观察者有两种猜测。其一，议会选举是伊朗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为了确保议会选举正常进行，伊朗政府有瞒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动力。其二，大量走出家门投票的选民或许会成为病毒进一步传播的环境，根据伊朗政府给出的数据，此次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为 42.5% 。

这两种逻辑均基于这样一种对于伊朗这样的威权国家的认知，即相比起国家内部发生了什么事，威权国家更在意的是表面上合法性的展示，并以此来巩固未来的执政基础。而对于威权国家的不信任感，或许才是人们质疑伊朗公布的疫情数据不准确的最本质原因。

无论疫情在伊朗进展到了怎样的程度，新冠病毒造成的公共卫生危机将是这个国家面临的又一个急需应对的危机。而在过去几年时间里，伊朗经历了与美国关系的持续破裂、经济民生上的巨大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疫情叠加于其上，很可能会彻底改变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进而为整个世界带来更多的不可知因素。

四十年来最血腥的示威抗议

2019 年 11 月 15 日夜间，伊朗人成群结队的涌入各大城市街头，开启了一轮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很快演变成为暴力示威。车辆被焚烧、城市设施被破坏。警方尝试上街维持秩序，并在越来越激烈的冲突中使用了武器。示威活动一直在持续，并造成伤亡。这意味着，伊朗进入了自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为血腥和动荡的一个阶段。

引发冲突的原因是伊朗政府在 11 月 15 日午夜突然宣布提高汽油价格。此前，伊朗人每个月可以 10000 伊朗里亚尔（伊朗当地货币，10000 里亚尔约合人民币 1.66 元）的价格购买 250 升汽油，而目前中国 92 号汽油的价格为每升 6.2 元及以上。调整后，伊朗人的低价汽油配额减少为 60 升，价格也提升到 15000 里亚尔。超出 60 升的部分，价格则进一步提升到 30000 里亚尔。也就是说，伊朗人取决于其每月的使用量，要为汽油多支出 50% 到 200% 。

这是一笔巨大的额外开支。据半岛电视台报道，2017 年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伊朗家庭生活在政府制定的每月 480 美元家庭收入的贫困线下。而整个伊朗家庭收入中位数 885 美元，只比一些机构测算的维持家庭正常生活标准所需的 883 美元高出 2 美元。很多伊朗人根本无力负担上涨的汽油价格。

当伊朗人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这一消息之后，很快就被愤怒所充斥。许多示威者走上街头，焚烧加油站，并且大喊“鲁哈尼，滚出这个国家”的口号。鲁哈尼是现任伊朗总统。也有人选择将汽车开到道路当中并熄火，阻碍交通正常运行，以示对政府的抗议。据报道，就在 11 月 15 日当天，伊朗城市锡尔詹就有示威者被警方开枪击中身亡。

伊朗政府迟迟未能就民众的诉求作出回应，因此伊朗人的抗议一直持续到 2020 年。期间，伊朗政府一度试图通过关闭国内互联网，来切断示威者之间的互相联络，然而也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到了 12 月，伊朗内政部长承认，示威游行出现在伊朗全部 31 个省中的 29 个，50 个军事基地被攻击，上千个公共设施被摧毁。

尽管政府方面通过武力强行镇压了伊朗人此次的抗议，但此后抗议活动始终零星出现在伊朗境内。1 月，一架乌克兰客机在伊朗坠毁。此后，伊朗方面宣称军方意外击落了这架客机。这一事件也引发了数千名伊朗人在首都德黑兰游行抗议，要求伊朗独裁者为此次事件付出代价。就在 2 月 16 日，德黑兰刚刚经历了又一次由学生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人们抵制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以示对于政府的不满。

凋敝的经济形势

因为汽油价格上涨而引发的大规模社会抗议只是伊朗在过去几年内的一个缩影。在过去几年中，每隔一段时间，伊朗就会出现类似的抗议事件，并且规模愈演愈烈。

自 1979 年以来，伊朗一直是一个政教一体化的国家，宗教最高领袖始终是这个国家实质上的掌舵者，自霍梅尼到哈梅内伊时代一直如此。这样的政治体制带来的深层次矛盾自然是理解伊朗的关键，但在表面上来看，经济困境似乎是导致伊朗近年来动荡不安的最直接导火索。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伊朗的人均 GDP 在 2012 年达到高位 7832 美元之后，就一路下滑。到 2015 年的最低点仅为 4852 美元。

造成经济下滑的原因通常都被归咎于外部。由于长期以来伊朗都试图掌握核技术，引发其他国家担忧，世界各国都希望能够将伊朗纳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框架当中。伊朗对此的反抗也引来了世界各国的制裁手段。

2011 年到 2013 年，美国三次加大对于伊朗的制裁力度，将原本局限于金融领域的制裁措施，扩大到贸易、能源、船运、冶金、航空等多个领域。世界其他国家也加入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当中，并给出本国相对应的政策。这些措施致使伊朗在短期内遭遇困境。日石油出口量已从 2011 年底的 250 万桶下降到 2013 年 3 月的 125 万桶。里亚尔在 2012 年 10 月一个月也贬值超过 40%。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 2018 年。当年 5 月 8 日，由于再度在核问题上出现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方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恢复对伊朗制裁。很快，伊朗经济再度受挫，GDP 增长率 2017 年的 3.7% 下跌到 2018 年的 -4.8% 。到了 2019 年，中新网报道指出，伊朗原油出口下降超过 80%；里亚尔贬值 200% 左右；失业率高达 11%；通胀水平上涨 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经济今年将萎缩 9.5%。

和其他以能源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国家一样，伊朗经济十分受制于外部制裁。一旦能源出口渠道被切断，很容易引发内部的经济动荡。而在此前依赖石油收入获得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伊朗也没有因此启动足够的国内改革，调整经济结构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社会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在分析了伊朗自伊斯兰革命之后的 40 年经济发展之后指出，伊朗目前的经济结构中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经济发展结果无法让每一个人收益，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报告中给出的伊朗基尼系数为 0.4，突破了经济学传统意义上的警戒线，意味着该国贫富差距巨大，可能会导致社会不满。

更致命的问题或许是，伊朗并没有为年轻人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在伊朗的 2016-17 年度普查当中，25 到 29 岁年龄段的男性和女性的失业率为 34.6% 和 45.7% 。从 2006 年到 2011 年，每年伊朗全国的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大约为 1.4 万个，而每年进入职场的年轻人则多达 70 万个。这种代际间的不均衡，对于一个国家的合法性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承受压力的政治系统

经济下滑、社会动荡，都为统治伊朗 40 年的政教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也是为什么伊朗政府如此看中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的原因。他们迫切地需要一次高投票率的议会选举来证明民众对于伊朗政治体制的信心，以展现他们在民众心目当中的合法性。

尽管伊朗当下仍然是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在宗教设定的框架之内，以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为代表的政治结构，为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和保守派提供了一定的博弈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伊朗的政治结构仍然比君主独裁制的许多中东国家有着更多可以辗转腾挪的空间。

然而，经过过去的动荡之后，对于如今被认为是温和改良派的现总统鲁哈尼来说，整个伊朗的政治局势或许将摆动到对他不利的境地当中。在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当中，德黑兰的 30 个席位均由忠于哈梅内伊的保守派候选人获得，从而使得保守派进一步掌握了议会，并位来年的总统大选奠定了基础。

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也很复杂。许多改良派、温和派候选人被取消选举资格。伊朗人认为这是官方在打压这一派系的候选人。心灰意冷之下，人们选择不投票，致使保守派候选人轻松当选。而另一部分原因，德州农工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 Mohammad Ayatollahi Tabaar 在《纽约时报》专栏中这样写道：“拒绝投票的伊朗人对伊斯兰革命卫队 11 月份对示威者的血腥镇压以及 1 月对德黑兰附近一架民用飞机意外射击的掩盖表示愤怒和失望。”

保守派轻松获取了议会选举的胜利，他们似乎也会利用疫情的机会加强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事实上，疫情作为一种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统筹机构协调各方资源，才能达到防控的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被曲解为只有威权才能对抗疫情。疫情因此被利用为加强中央权力的手段。

Tabaar 指出，在伊朗历史上，由于人们对 1997 年开始的保护公民权利的改革运动失败的失望，2004 年的伊朗议会选举投票率也创下新低。次年，保守派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开启了一段与美国强硬对抗的时期。很有可能，这一情况会在 2021 年的伊朗总统选举中再度出现。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中，疫情的突然爆发，只会为这个国家带来更多的变数。而变化并不总是意味着会朝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