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宁愿每月拿150法郎（￥9000元）做画家，也不愿意拿1500法郎（￥9万元）做别的职业，哪怕是画商。”
文 \ 侯庆（艺术家）
1872年，米勒尚在人世。商人吕埃尔花3万法郎（￥180万元），从一位破产者手中买入米勒的《晚钟》。这之前，他花了3.5万法郎（￥210万元）买了马奈23幅画。
1876年，梵高得到了一幅《晚钟》的版画。那时他还不关心印象派。
梵高很喜欢米勒，在给提奥信中，他写到：“我在忙于临摹米勒的巨幅画作，已经完成《白昼的时刻》与《播种者》两幅。如果你看了我的临摹，你或许会满意的。我已经有了20幅仿米勒的画。”
——1878年致提奥
1881年，《晚钟》的价格升至16万法郎（￥960万元）。此时的梵高，已经开始了他的职业画家生涯。 在正式做职业画家之前，梵高就在接受弟弟提奥的生活补贴，每月100法郎。梵高没有想到，这之后，提奥给他寄钱，又持续了十年，直到梵高自杀。
“无论到什么地方，生活费每月至少要有100法郎”。“不知不觉，你已长期给我寄钱，我能坚持下去，离不开这样的帮助”
——1880年致提奥
100法郎，在今天是什么概念？
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一位装卸工1天的工钱是1.5法郎。这笔钱在当年可以买30根法棍，相当于今天的30个馒头。
晚几十年的莫泊桑，与梵高同时代。在他的小说《项链》中，小职员夫妇为还3万6千法郎用了十年。莫泊桑的另一篇《漂亮朋友》的男主，一位铁路职工，月薪不过125法郎。纵观各种计算，按金本位计、按白银计、按购买力计，保守说，十九世纪末1法郎合今天人民币60元。
塞尚决定做职业画家是22岁，他放弃法律专业。作为银行股东的父亲将塞尚送到巴黎，并每月给他200法郎（￥1.2万元）的津贴。多年后，老先生发现塞尚偷偷地娶妻生子，气愤的将津贴减至100法郎。用这位银行家的话，对于未婚男子，每月100法郎（￥6000元），就能过得很好。
梵高大概不会赞同塞尚父亲的论调。
“我宁愿每月拿150法郎（￥9000元）做画家，也不愿意拿1500法郎（￥9万元）做别的职业，哪怕是画商。”
——1883年致提奥
梵高这样对他弟弟说，是期望津贴能有150法郎（￥9000元）。
对于今天的北漂或宋庄画家，大概很能理解梵高的期望。如果有150法郎（￥9000元），那将得到宽裕的生活。 6千元当然也能生活，但是如果请请客、泡泡吧，更或者行风月之好，捉襟见肘是一定的。后来，那位让梵高失去一只耳朵的妓女，开的价是5法郎（￥300元）。
作为画商的提奥，当然挣不到1500法郎（￥9万元）。1886年，提奥被任命为巴黎的分公司经理，月薪是600法郎（￥3.6万元）。此时，每月100法郎给梵高，他已坚持支助了七年。
这一年，塞尚的父亲留给他了一份40万法郎（￥2400万元）的遗产。他可以不再为卖画焦虑。而梵高依然在焦虑。在巴黎，他给自己作品的标价50法郎一幅，虽然坚称价格低廉，但无人问津。
印象派的商机
梵高其实很清晰地看到了商机。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大量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具备购买力。这一点很像十七世纪的荷兰，而其规模远超当年的荷兰。
十七世纪中叶，荷兰经济畅旺，资金充足。家家户户热衷于在墙上装饰绘画。今天全球的美术馆能看到如此多的荷兰十七世纪绘画，这便是原因。1672年法军入侵尼德兰，荷兰的辉煌终结。三年后，维米尔死于生计无着后的郁结。而伦勃朗的商业帝国也早已分崩离析。
艺术品买卖这一行，总要在经济繁荣的地方才能昌盛。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市场已经欣欣向荣。而且，还有美国与沙俄这些新兴市场的加入。在米勒及巴比松画家的价格大涨之后，印象派画家也开始获得成功。
德加的第一幅芭蕾题材的作品，已卖到5220法郎（￥31万元）的高价。买家是提奥，一周后他以8000法郎（￥48万元）售出。提奥一幅画赚了2780法郎，接近今天的17万人民币。当然这是公司收益。
梵高也开始追逐印象派，当然，他并没有放弃米勒。米勒的成功影响了梵高一生的追求。不单是艺术的成功，还有市场的成功。“功利”作为艺术家创作的动力，本无不当之处。有人虚伪地掩饰或美化它，当然另有其图。
梵高最后的几年，也就成为了他最高产的几年。他那乌托邦式的自信告诉他，马上他将获得成功。应该加大投入，增加产出。
“如果我们敢于相信，印象派作品的价格将会提高，我们就要大量创作”
——1888年致提奥
“我们”的事业
梵高的叔叔留下过一笔遗产给后代，受益人中唯独没有梵高。他在这一年劝提奥，动用画商叔叔的遗产，为他提供资金。这笔钱不是为他而花，而是为“我们”的事业。
“你预支我的1万5千法朗（￥90万）很快花完了”
——1888年致提奥
巨大的开销，或与他加大生产有关，但肯定还有别的原因。梵高这一时期的画材用量应该很大。相比普通画家，他的画法，颜料的消耗要大很多。用提奥的话就是过于粗糙，不过梵高的画法快速且产量高。但即便如此，单就生活与画材，用不完这么巨大一笔钱。况且没多久，他又告诉提奥，画布用完了，颜料也不够，再需200法郎（￥1.2万）买画材。
“如果我们的油画得到普遍的认可，成为中产阶级寓所的装饰品——像荷兰昔日情况一样，并订购我们的画，那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帮我们大忙了。”
——1888年致提奥
在焦虑的情绪下，梵高在追求一种唯美的，符合中产阶级审美的装饰效果，这一点他并不成功。他的作品，有一种压制不住的躁动与不安。他那伤感而孤寂画面，并不是中产阶级喜欢的审美。他的画面做不到像莫奈与德加，呈现出温暖的安宁与和谐的精致。相比而言，只有他的《鸢尾花》，还接近这一气质。
1889年，《鸢尾花》在法国独立沙龙展上亮相。这样体面的展览，梵高只上过两次。在梵高死后的第二年，这幅作品以300法郎（￥1.8万元）的价格卖出。一百年后，《鸢尾花》破纪录拍出5300万美元的天价。也就在《鸢尾花》在沙龙展览的这一年，梵高钟爱的米勒，其《晚钟》以58万法郎（￥3480万元）被美国人买走。这在当年是影响巨大的天价。
作为艺术品经营家族的成员，梵高应该是很清晰地看到，米勒是如何被打造成为天价画家的。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多次提到吕埃尔，他的运营策略与成败得失。他请求弟弟，把他的作品《吃土豆的人》推荐给吕埃尔。那是一幅米勒风格的作品。
《晚钟》的商业运营模式，一直沿用到今天。资本与大的艺术运营商运作、有更多的展览让作品充分地展示、有知名艺评人的文章、有博物馆系统的介入，作品在几经转手后，价格迅速飙升，当然这类运作也有巨大风险。操作《晚钟》的杜兰特－吕埃尔公司就一度破产。1889年，在融入了新的资金后，58万法郎的那次交易才得以完成。
提奥的小画廊，是不具备这样的操作实力。这并不表示，梵高兄弟没有这样的理想。
“如果我们敢于相信，印象派作品价格将会提高，我们就应该大量创作。努力几年，必将弥补今天的损失。”
——1888年梵高致提奥
梵高已经不再说“我的画”，而是说，“我们的油画”。所以，告诉提奥90万元被他花完之后，接着说，是“绘画花费了我们的钱”。而且，我们很快会获得回报。
提奥与梵高的关系，发展到后期，越来越像画廊与代理画家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梵高在后期要钱，越来越理直气壮。他的抱怨，就像今天的艺术家，抱怨他们的代理画廊：代理费太少、推广做得不够、经营方式不聪明。今天的艺术家，当然不敢抱怨太多。他们没有亲情牌可以打，也不具备梵高那唐僧加牧师般的游说能力。
1889年，梵高已成功地将印象派与米勒的风格合为一体。“我们的油画”，似乎只欠东风。
当然，提奥并不这么认为。他将一幅莫奈的作品卖给美国人，以9千法郎（￥54万元）的高价。然而，他甚至不敢在他的公司展示哥哥的作品。
1890年5月，梵高得知《红色的葡萄园》以400法郎（￥2.4万元）卖掉。那是他唯一有像样价格被卖掉的作品。画是提奥私下卖的。买家是比利时画家安娜·博赫。之后，这幅画流入沙俄。
同一年，法国百货大王以75万法郎（￥4500万元）将《晚钟》买回。《晚钟》又回到了法国。
7月，自杀的梵高，在最后一封未发出的信中，他依然在与提奥讨论，《晚钟》的成功和吕埃尔的经营方式。梵高一定希望复制这样的成功史。
第二年，吕埃尔为莫奈做个展，作品是十五幅《干草堆》。三天内，全部画作每幅以3千到4千法郎（￥24万元）售罄。其中一幅，在2019年以高出一亿美金的价格，在纽约苏富比拍出。
五年后，隐居的塞尚，拿出155幅作品准备个展。他已经几乎二十年没在巴黎的展会上露面。德加与莫奈在这次展览上买了部分塞尚的作品。
二十年后，《晚钟》被美国人苏东以85万法郎（￥5100万元）买走后，又以100万法郎（￥6000万元）被法国人肖夏尔买回。《晚钟》终归法国。
此时，梵高还没有开始他的腾飞。
跋：文中所引的梵高书信，在新版的大部头《梵高手稿》中几乎全被删减。书是美国人编的，可见美化历史从来就是常态。也如上文所言，虚伪的掩饰或美化艺术的功利性，不过是另有其图。我文章中通篇都在谈钱，且特意放大了这些数字的增长与变迁。穿过这些数字，后来人感受到的，或许是很不一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