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缘起于乡间地区的“叫魂”，经过不同的人和事件的催化传播，最终造成了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恐慌与混乱。君主、官僚、民众都在这场恐慌中试图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权力，以期达到自己的主观目的，最后却都在某种程度上流于破产。妖术活动中民众的歇斯底里、官僚的应付与投机以及君主的愤怒与无奈，交织构成了中国18世纪中后期的社会现实。其体现出来的，更是官僚君主制下国家机器如何运转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叫魂；权力；社会现实；官僚君主制
引爆全国的妖术恐慌，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地区发端。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石匠吴东明包揽了这次修补的工程，却被谣传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害人的能力，于是有人便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名字的纸条打进木桩里，吴东明怕惹出事端，便将其扭送官府。然而，谣言已经从这个地区逐渐散播开，很快便传遍了江南村镇的各个角落。不久，有关叫魂的恐慌迅速冲出了浙江省的疆界，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很多省份相继发生了叫魂的情形。这引起了乾隆帝的高度关注，他在得知部分情况后，于7月25日发布上谕：“着传谕各该督抚饬属，密行体察，如果有此等情事，即行严拏，重治其罪，否则将倡播之人查拏一二，严加惩治，以儆其余。”[1]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清剿活动也就此展开。
[1]《清实录》，第812卷第18页，华文书局，1964年
乾隆时期的江南
一●民众、官僚与君主
(一）民众：权力的狂飙
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700年的一亿五千万左右增加到1794年的三亿一千三百万左右[1]，这一人口增长的前提，是有能力开发出更广袤的生存地区或新的生产方式。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人口增长的压力已在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尤其导致了粮价的上涨和通货膨胀。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受到日益激烈的生存竞争的挤压，许多变成了流浪和乞讨者，成为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位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地带的人们，没有赖以维持的生计和社会地位。突如其来的清剿活动，为这些底层人物提供了拿到政治权力的幻觉。任何人都可以指控别人为叫魂犯，而将对方置于官府的拘捕审讯之中，甚至是置对方于死地。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施行，他们便可以借指认他人来达成私利。由于神鬼之说的长期流行，面对这种叫魂活动，民众自然有较大的恐惧心理，然而，这种超自然力量的活动与普遍恐惧却更可以被利用，变为攻击他人的最好借口。
民众在叫魂活动中的歇斯底里，折射出了社会底层民众的生活现实。底层民众们自我否认可以通过辛勤劳动来改变生活状况，各种跻身上层社会的手段也不复存在。于是，人们便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以期博得他人的同情或谋取利益。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底层民众已经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社会阶层分化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道德堕化已相当严重。
[1] 何炳棣：《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2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二）官僚：权力的消极
官僚阶层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受到叫魂活动直接侵扰的几率较低，并且是具有文化知识水平的阶层，并不对于那些所谓的鬼怪之说过于相信。不过，大多数官员均有维持地方社会稳定的“守土之责”，使他们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认真看待叫魂事件。
然而，君主官僚制度的固有弊端却抹杀了在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积极作为的可能性。“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该官员的上司则有责任对下属的失职加以弹劾，失于弹劾又会构成更上级官员弹劾失察者的理由，”[1]相比抓住叫魂活动者的积极选择，不如选择其他方式更加稳妥，于是在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下，形成了在面对叫魂危机时官官相护的网络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们采取的行动有：
1.忙而不动，精心布置抓捕叫魂者的假象
2. 转移视线，借他者抵消抓捕叫魂者的热度
3. 统一步调，以失职人数迫使皇帝的赦免
4. 封锁消息，隐瞒不报
官僚们消极地运用权力，普遍存在着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他们将来自上层的紧急的、非常规要求导入习惯的、常规的渠道，以此消弭来自上层的压力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安全。
[1]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157页，上海：三联出版社，2019年
清朝官吏
（三）君主：权力的渗透
叫魂这一事件因其“剪辫”的行为带有一定的政治指向性，在乾隆眼中，这种活动极大地触及了满清的统治合法性问题，在他眼中，妖术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的威胁不亚于这一行为本身。所以，当他一得知相关消息就立刻发动了清剿活动，然而，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却更让他感到愤怒与无奈。他坚信官僚们的不作为是受了江南文化即汉文化的荼毒，这种腐败习气正侵蚀着满洲统治精英的道德，满族的“汉化”出现了偏差。有鉴于此，乾隆率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进行了整肃。
乾隆“一方面对日常运作的官僚机器上紧螺丝，另一方面则将自己的专制权力注入到这一机器的运作中去”[1]，乾隆控制官僚的常规方法是通过考评制度来实现的。考评制度有两个致命的缺陷：其一是官僚们有树立自己个人形象的强烈愿望，即“宽大”，为了维持自己的形象以及和下属之间的利益关系，一般不会指出下属所犯的错误；再者便是“迎合”，通过修饰评语来揣摩上司的意图并借机讨好上司，从而对日常的考评制度造成了扭曲。
常规控制手段的失败，不得不使乾隆运用专制权力来进行渗透。乾隆通过严饬属下、重申官场规范、强化个人关系等手段来迫使官僚们在叫魂危机中采取积极的方式。乾隆的目的在于“动摇官僚们有效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从而为自己创造一个环境，使他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2]
[1]《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237页
[2]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262页
乾隆帝
二、官僚体制：笨重腐朽却有效的锚锭
整个叫魂危机中，官僚们对于事件的处理总体来说是消极的，他们所表现出的亢奋只是来自君主的申饬或鼓励。他们试图维持自己的禄位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对叫魂引起来的事件勉强处理。然而，正是这种“冷处理”的方式，或许是消弭叫魂危机的唯一指望。从将严重的叫魂事件导入其他事件的常规轨道，借无关事件来转移人们的视线，亦或是恫吓群众宣称叫魂这一事件根本不存在，到最后拖延时间并使乾隆逐步认识到叫魂本身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官僚所代表的是一种常规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习惯于规则、法令、按部就班，它通过层层网络使发生于帝国的大大小小的事件消化于有规章可循的行政司法实践中。正是这种冷淡化的处理，使得叫魂危机不至于引起更大的社会恐慌。尽管这种常规化权力的运行往往效率低下、充满惰性，但是整个系统依然能“运用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1]使政治走向理性化。
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中，一直存在着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常规运作方式来控制最高统治者和最高统治者如何加强专断权力以试图摆脱这种控制之间的博弈，即政治理性化和政治感性化之间的矛盾。马克思·韦伯认为，君主的专断权力和官僚的常规权力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政治的感性化最终会屈从于理性化。在叫魂危机中，乾隆试图利用叫魂这一事件来强化自己的专断权力，并且事实上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或许层出不穷的类似“叫魂”事件的频繁发生会使得君主的专断权力在量变中不断积累，最终超过官僚的常规权力。然而，君主一旦运用专断权力，正说明官僚已经超出君主的控制之外，从常规控制转向非常规控制说明，在官僚体制面前君主的专断权力正不断削弱。
“没有人会哀悼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的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住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锭，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速偏航。”[2]
[1]《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232页
[2]《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第291页
孔飞力
三、权力：在幻觉与现实之间
在这场叫魂危机中，民众、官僚和君主都试图通过种种方式达成自己的私利，然而由于官僚体制的惰性运作，各种权力最终都变成了一种幻觉。君主却通过一种非常规的直接介入，试图使权力的幻觉重新演变为现实。
君主试图“去化身化”，通过自己的专制权力，试图瓦解超脱这样的一种运作机制，避免自己成为“最高官僚”，通过对官僚施加各种机制得以实现从常规权力介入专断权力，为君主化身提供了可能性。反过来，诸官僚又通过常规运作机制得以将君主“去化身”。他既在一个已有君权传统体系下处于相当于“国王”的地位，但又由于常规权力的影响而使得自己被重构为“去化身”角色，只得借助叫魂案件，又回归到原有的“国王”化身位置，使之超乎于诸官僚。[1]
必须认识到，君主专制权力的介入本身是无法阻挡的，无论是“幻觉”还是“现实”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脱官僚体制来运行。整个叫魂危机的结束，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官僚体制的作用，这或许是一个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乾隆最终变相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停止清剿，直接动因是几个高级官员的劝阻和变相进谏。也可以说，整场叫魂危机的结束，最后的依赖是几个高级官僚的责任感，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下，人事与道德有时往往比制度更能使政治走向合理化。
中国传统儒家政治理念的影响，使帝国官僚们相信性善，他们认为首先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不论乾隆在叫魂这一事件中是出于何种目的，他究竟有没有利用“叫魂”这一政治事件来对官僚进行清洗、强化自己的专制权力，重要的是官僚们逐步认识到这一事件正在无形之中使君主脱离体制之外，必须通过道德压制使其回归正轨。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2]在近代前夜的中国，恰恰是“儒家粗浅简单的原则“抑制了社会的大动乱，阻挡了整个社会的疯狂。如何在现代化体制和道德原则之间找到一条中庸之道，将两者有效地结合，或许才是本书最大的启示。
[1]孙宇凡：《君主与化身的奥秘：从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出发》，《社会学评论》，第4卷第6期，2016年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279页，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