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都在泰坦尼克号上。很明显，没有足够的救生艇，也没有足够的救生衣。”
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诗篇71:9
马德里最大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丹尼尔·伯纳乌（Daniel Bernabeu）签署了一位病人的死亡证明，接着，他马上转过身去帮助另一名将要窒息的病人。
重症监护室的医生们正在救治患者
伯纳乌是放射科医生，但此时，他不得不出现在急诊室——这个他称之为“战壕”的地方。“我身边的同事都病了。”伯纳乌说。
疫情让这里的医务人员精疲力竭。候诊室里，有人还没住进医院就已经死去。由于部分葬礼被取消，停尸房摆满了尸体，人们甚至不得不将其中的一部分存放在溜冰场。
接诊中途，伯纳乌接了一个电话。“爷爷，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还都有机会。”他对着电话那头说，“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同一时间内死去。”伯纳乌继续解释，重症监护病房人满为患，而且根据新的规定，要将更多可能性留给更有希望存活下来的年轻人。
3月26日的彭博新闻社记录了上述场景。
巴塞罗那市中心空空荡荡。
西班牙在这场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于3月25日超过中国，仅次于意大利。
在此之前的两天，当地一家自媒体流出了一段视频——一位中年医生哭诉，他不得不将一些老人的呼吸机拔掉给年轻人使用，这有悖于他此前受到的医德教育。西班牙当地媒体则传出消息称，医院已经开始计划如何将重症监护病房的呼吸机限制用于老年患者，以避免重症监护病房崩溃。
没有哪个医生愿意放弃全力抢救任何患者的机会。然而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球的爆发，医疗资源挤兑不可避免。在不可能救治所有人的情况下，如何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或者说不同群体/个体之间的利益如何取舍，成了一个既残酷又不得不面对的道德困境。
医护人员在意大利克雷莫纳医院外的帐篷里
只剩一台呼吸机，该给谁用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谁该用上呼吸机或得到一张ICU病床，意大利医生们被告知，要考虑采用功利主义原则。也就是，让“最大数量的人获得最大利益”。
关于功利主义，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由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在1967年提出。其大致内容为：
假设你看到一辆刹车坏了的有轨电车，即将撞上前方轨道上的五个人，而旁边的备用轨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五个人会被撞死。而你手边恰好有一个按钮，按下按钮，车会驶入备用轨道，只撞死一个人。你是否应该牺牲这一个人的生命而拯救另外五个人？
功利主义的观点是，应该。
米兰的某诊所外面，这里曾经是一家军事医院，第一批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意大利人在这里接受治疗。
意大利全境封锁后，由该国麻醉、镇痛、复苏和重症医学学会（SIAARTI）出版的指南中，给转入ICU的病人设置了年龄限制。他们决定让有最大生存机率和生存年限的患者优先获得ICU病床，也就是说，按照年龄，并存症，以及器官系统功能损害程度来决定病人是否进入ICU。
这被称作“最长预期寿命”优先原则。
“我们不得不优先考虑最有可能存活的病人。”在米兰法塔利拉特利医院工作的毛罗·德·安布罗西奥（Mauro D'Ambrosio）接受欧洲新闻网采访时说。
“如果我们了解到一些病人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以至于没有机会活下去。那么，我们需要把病床或其他资源转移给生存机会更大的人。这是一个选择——尽管从道德上来说很难接受，但从临床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救活一个人。”
至于那些没得到呼吸辅助治疗的患者，等待他们的像是“一场缓慢，但是清醒地溺水”一样的窒息死亡。
公开资料显示，意大利大约 9%—11% 的病人需要进入ICU治疗。新病人成百上千地增加，每个患者在ICU内接受治疗的时间平均为15天。也就是说，短期内很难腾空病床去接受下一个病人。而截至3月28日，意大利累计确诊病例92472例。
尽管意大利的医生们已经收到来自上级的通知，禁止接受媒体采访，以免引起公众恐慌，但指南一经发布，委员会成员还是受到了来自各国的批评。
“医生们讨厌这样做”
《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英国研究人员表示，“有人争论年轻人或是老人谁更有价值，对于我个人来说，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他补充说，“一个20岁的年轻人真的比一个50岁的人更有价值吗？或者50岁的人实际上对你更有价值，因为他们拥有20岁的人没有的经验和技能？”
对此观点，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行动副教务长及医学伦理学和卫生政策系主任伊奇基尔·伊曼纽尔（Ezekiel Emanuel）并不认同，“这个年轻人才活了20多年，现在放弃他，相当于剥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命。如果上述两个人预后情况相当，那么这个年轻人更有理由得到稀缺的资源，毕竟他还没有享受过充实美满的生活。”
米兰，一位戴着口罩的老人在市场上
3月23日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伊曼纽尔和他的同事们提供了分配方法——同样也是功利主义的，偏向于那些最有可能拥有最长寿命的人。
“太可怕了。”连伊曼纽尔本人都忍不住感叹，“这（放弃患者）是你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了。”
“仅仅把年轻人置于老年人之上是很难的。”纽约市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系主任亚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称，“人们会对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有价值这一观点提出抗议。”
然而，每当找不到更完美的解决办法时，人们似乎对功利主义的决策更为宽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可以先于平民得到盘尼西林。1960年代的西雅图，社会价值是定量供应透析仪的标准之一。
几个老人坐在米兰休闲中心的球场附近，当时意大利还没有封锁全境
卡普兰说，目前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院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在必要时对稀缺资源进行配置。在他看来，这些标准可能会因医院和所属地区不同而不同，不仅参考患者的年龄，还涉及健康等其他因素。
“比如在重症病房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可能会给同样患病的医护人员一些额外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更有价值，而是从长远来看，他们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卡普兰说，“这时，你可以选择一个病入膏肓、未来也不太可能摆脱呼吸机生存的人，然后把机会更大的机会让给其他人。我并不反对这样做，但我要告诉你，医生们讨厌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想抛弃自己的病人。”
“但最后恐怕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他说，“我们现在都在泰坦尼克号上。很明显，没有足够的救生艇，也没有足够的救生衣。”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的确，卫生系统需要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伊曼纽尔预测，美国很快就会出现意大利那样的定量供应。纽约一位医学伦理学家则认为，如果医院真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美国的医学界也不得不决定优先考虑谁。
3月25日，瓦伦西亚的拉菲医院，医生们休息片刻后重新回到病房
在此背景下，《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观点栏目最近一周连发三篇文章，讨论在疫情大流行的情况下，如何公平分配稀缺医疗资源。
结合这三篇文章，医疗专家们给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医疗资源的收益最大化。
它包括两个方面，尽可能拯救更多生命，以及治疗后能生存更长久的生命。这是所有专家报告中对价值的共识。执行这一点，意味着优先治疗那些虽患病但经治疗后可痊愈的患者，而不是那些治疗后难以康复，或是无需治疗即可自愈的患者。
值得庆幸的是，这样艰难的选择并不需要由临床医生们来做。
撰写报告的专家们认为，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要求他们撤除患者的呼吸支持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绝不可低估。部分临床医生甚至可能会因精神重创从而身心衰弱无法继续支撑。
因此，哈佛医学院院长乔治·戴利（George Daley）博士等人呼吁设立医疗分类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医生及该医疗社区的领袖人物组成。委员会成员不直接参与患者治疗，而是负责对患者状况进行评估，决定启用呼吸机的优先次序，以及对患者状况再次评估从而决定是否撤除呼吸支持以用于其他患者。而医护人员可继续保持竭力救治患者的身份，同时可以在合适情况下对委员会的决定提出异议。
意大利贝加莫一家医院内
专家们同时否定了“先到先得”的分配方式，他们认为，这将导致那些更晚被感染的人——往往是更严格遵守公共卫生系统要求保持隔离的人得不到治疗，而这显然不符合公平分配原则。
但至少目前在意大利，贝加莫麻醉师克里斯蒂安•萨拉罗利（Christian Salaroli）不得不自作主张放弃对一些患者的治疗。“如果一个80多岁的人有严重的呼吸衰竭，你可能不会继续治疗；如果他有三个以上多器官衰竭，这意味着他没有生还几率。他已经走了。”
“这是一个可怕的判决。 但不幸的是，这是事实。 我们无法尝试创造奇迹，这也是事实。”
贝加莫是意大利此次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有居民称，“一些村子中，七八十岁老年人都去世了；丧钟从早鸣到晚；没有棺材可用，尸体都火化不过来”。
意大利博罗梅奥医院急诊室主任科特拉罗博士（Dr Cortellaro）能做的，是尽可能不让他的患者孤零零地离开。
疫情期间，工作人员为不能参加葬礼的家属远程直播
“你看到急诊室了吗？ 那些冠状病毒患者单独进入，没有亲属可以陪同。当他们准备离开这个世界时，他们也能感觉到，他们是清醒的，就好像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理解这一点。”
他描述了一个病人，她是一位祖母，想和她的孙女说话，而和她说话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视频电话。
“我拿出手机，给她的孙女打了个视频电话。她们说了再见。 不久，她离开了。”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欧洲新闻网、彭博社、华盛顿邮报、CNN、NEJM医学前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