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经济学家期望,在名义利率降无可降之时,如此大撒币可以提高民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迂回降低实际利率,促进人们的消费动力。同时,这种极端的撒钱措施不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
来源:大象公会
作者:仲甫
“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几乎不可能需要采取货币资助的财政计划(MFFP)——俗称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
2016年4月,曾于次贷危机期间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这样写道。
如今四年刚过,为应对新冠疫情,在参众两院投票通过后,特朗普于3月27日签署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救援方案,预计将花费近2万亿美元,大约是GDP的十分之一。

这其中,正包括针对民众总计3000亿美元的现金给付:
大多数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个人,可以一次性获得1200美元(约人民币8500元)的现金;每个孩子将获得500美元(约人民币3500元)。

《金融时报》的报道:《新冠病毒:直升机撒钱正当时》
被打脸是每个预言者的宿命,但还好当年伯南克没忘了加上“几乎”。
直升机盘旋在世界各地
试图通过“直升机撒钱”的方式来应对疫情中的经济困局的政府不光只有美国。世界银行估计,目前已有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正着手撒钱事宜,试图在疫情带来的困境中刺激经济。

澳大利亚正施行一次性支付750澳元(约人民币3300元)给老人、退伍军人以及低收入群体。
巴西将支付约占劳动人口40%左右的低收入临时工每人200雷亚尔(约人民币1050元)。
香港财政司甚至早在2月份就表示,因受去年影响加上今年疫情的冲击,为提振「社会气氛」,香港特区政府将向18岁及以上永久性居民每人派发1万元港币。预计惠及700万人,涉及710亿元开支。
对比之下,英国和加拿大政府撒钱显得较有针对性,但数额更慷慨:最近因夫人确诊而隔离在家的总理特鲁多表示,所有“因新冠肺炎而失去收入”的加拿大人都可以获得每月2000加元(约人民币1.01万元)的加拿大紧急救助金,可持续4个月。

因为夫人感染新冠,特鲁多为了照顾三个孩子,一边在家自我隔离一边指挥全国防疫(不知这张照片是否是他自己拍摄的)
同样,英国财政大臣也宣布推出一项“史无前例”的救助计划,为受疫情影响而无法领取工资的所有雇员发放80%的薪资,每月最高2500英镑(约人民币2.2万元),至少持续3个月。
德国则对受助群体的刻画更加具体。德国财政部表示,个体户职业如艺术家、职业摄影师、护理员等,每月可得到1800-9000欧元(约人民币1.4-7.1万元)不等的补贴,为期3个月。
令人意外地是,比起诸发达国家,印度的方案似乎最为详尽:
对于农民,每人2000卢比(约人民币190元),预计8690万人受益;对于工人,每人工资增加2000卢比,预计5亿家庭受益;对于贫苦寡妇/退休人员,一次性给予1000卢比的补助,预计3000万人受益;对于低收入女性,提供500卢比的补助,预计2亿妇女受益。
数额似乎并不丰厚,唯一的疑问就是印度官僚体系的执行力度。
而作为较早受到疫情影响的东亚国家,日本目前仍未确定具体的撒钱补助政策。但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定的日程,补正预算案最早4月上旬要在内阁会议上做出决定,预计在4月下旬成立,5月开始发放现金。

日本目前的备选方案,预计将向符合条件的家庭发放20万至30万日元(约人民币1.29万至1.93万元)。日本家庭数量约为5300万,未来决策的重点是如何设置条件,将补助范围控制在1000万户以内。
对比下来,美国的撒钱方案也许并不是太夸张。但是,政府直接给民众发钱,真的能有效刺激经济吗?
直升机撒钱的前世今生
“直升机撒钱(Helicopter Money)”这一概念,最早出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学派领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9年发表的论文《最优货币数量》中,弗里德曼创造了一个思想实验:
现在让我们假设,有一天,一架直升机飞过一个社区,并从天上洒下额外的1000美元钞票……

弗里德曼的结论是,从天而降的钞票并不会改变社区的状况,最终均衡状态下的实际服务供应仍和之前一样,只有名义收入的提高。他只是借此说明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和持有货币成本的影响,并非给出实际的政策建议。
但架不住《1984》里也可以读出治国术来。19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这一概念,认为类似直升机撒钱的举措的确可以增加总需求,是诸如减税、量化宽松之类的货币政策工具的替代方案。
例如在2013年的一片文章中,《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就这么认为“不该用直升机撒钱来应付经济危机的观念才是错的。撒钱必须在我们的工具箱里。”

马丁·沃尔夫呼吁面对经济危机政府无需背负道德压力,应果断撒钱来推动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
撒币的支持者有着他们的理由:
很多时候,政府需要刺激经济需求,但即便通过减税的方式向市场大量注资,民众作为“理性人”,预期到手的闲钱未来总有一天会被政府以增税等形式再收回去,所以反而持币观望。这样一来,政府刺激需求的期待便无法满足,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上的“李嘉图等价命题”。
例如,2008年初经济危机刚开始时,布什就签署了《经济刺激法》,平均每人退税600美元,短短几个月内为经济注入超过1000亿美元。
但事后研究发现,大部分人将退税储存起来或用来还债,而不是用来消费,只有21.8%的家庭将退税全部花掉。总体而言,退税资金进入消费环节的比率只在30%至40%之间。

2008年退税后个人储蓄的增长几乎与试图刺激支付的退税增长一样多,这提供了显著的间接证据,表明退税很少用于同期支出
退税之外,量化宽松一词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亦广为流行。其意指在利率为零或接近零时,中央银行手中调节利率等传统货币工具失效,则可通过大量购买政府和商业银行的各种金融资产(包括国债、市政债、股票等)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量化”指将会创造指定金额的货币,而“宽松”则指减低银行的资金压力。
美联储在金融危机之后数年,陆续采取了三轮量化宽松政策。英国在脱欧后,也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刺激方案,以降低利率,促进借贷和出口。

阴影代表美国三次量化宽松措施
本次疫情期间,美联储已将基准利率降至0-0.25%,并承诺购买约1万亿美元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种债券,重新开启量化宽松进程。
但是,量化宽松增长的货币数量同样受到未来财政的约束,名义上增加的流动性仍是临时的,货币供应量仍然可逆。换句话说,政府将来还是得还钱。
和人们想象的不同,实施量化宽松之后,美联储一直计划平衡其资产负债表,使货币基础回到量化宽松之前的状态。2018年,三轮量化宽松后,美联储也果断采取了反向量化宽松,即“量化紧缩”政策,开始加息及清算债务,以缩紧通货。
那么,撒钱之后,政府将来不还债行不行?很多国家政府债券到期后,中央银行通过反复购买债券的操作,以此放松财政当局的还款约束,实现政府对央行的变相“赖账”。
两个世纪之前,英国政府为拿破仑战争筹集资金的债务便如此延续,至今仍在偿付中。更有甚者,有的央行当初购买的即为永不到期、利率为0%的债券。

1927年,时任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发行“4%统一公债”,以对包括拿破仑战争时期发行的债务在内的国家战争债进行再融资
这一通操作下来,实际等于是名义上独立的中央银行在执政当局的“协调”下开启印钞机,直接把新钞拨付给政府,以退税、补助或直白撒币的形式发给受助企业或民众。这样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资产收益,政府也就没有还款压力。
于是,区别于量化宽松,印钞发钱模式中的货币供应量扩大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这也更符合“直升机撒钱”的本意,也与这个比喻所传递的“天上掉钱”的观感相吻合。
许多经济学家期望,在名义利率降无可降之时,如此大撒币可以提高民众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迂回降低实际利率,促进人们的消费动力。同时,这种极端的撒钱措施不会增加未来的税收负担。
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相比量化宽松,直升机撒钱措施允许政府直接向民众注资,避免政府通过商业银行或企业向经济间接注资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民众能够绕过冗长且常常显得问题重重的传导机制,直接获得现金去消费。
2002年,时任美联储理事本·伯南克就在演讲中提倡“央行发钞供应政府减税”的货币财政模式,认为其是对抗日本通缩的有力工具。

这次演讲前,美联储新闻官建议本·伯南克不要使用“直升机”的修辞,以免显得轻率。但他我行我素,果然荣获“直升机本”的外号
当然了,人们对撒钱政策也不乏疑虑。其中最大的疑虑是,它可能在未来造成失控的通货膨胀,让各个国家步上津巴布韦、委内瑞拉乃至1920年代初期的魏玛共和国等著名案例的后尘。
但对过去300年间世界上56次恶性通货膨胀的研究表明,那些通货膨胀状况失控的失败国家,往往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痼疾,单纯的货币政策很难将政治上运转良好的国家卷入通胀旋涡。

2019年,委内瑞拉陷入恶性通胀,货币贬值到满街撒也没人要
更何况,包括日本和欧洲在内的大片发达经济体,如今恰恰饱受低通胀乃至通缩的困扰。撒钱促通胀,何乐不为呢?
这次疫情撒钱之后,各国央行将如何平衡消化资产负债表上的这笔资产进项?是逐渐紧缩通货,或债务长期持有,还是干脆注销这笔主权债券彻底撒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尚不明晰。总之,目前的货币政策都是以应付疫情带来的经济困局为第一要务。
毕竟,凯恩斯言犹在耳:“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当发钱成为定例?
“直升机撒钱”最大的问题也许在于,倘若撒钱过于频繁,会模糊政府的财政政策与央行的货币政策之间的界线,威胁到央行的政治独立性,即所谓“财政纪律”难以维持。
而央行独立性的丧失,往往是恶性通胀失控等灾难的起点。
所以,曾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同时也是直升机撒钱政策鼓吹者的阿代尔·特纳男爵强调,撒钱措施应该是最后杀手锏,不应该是第一或第二顺位的政策选择。其他货币或财政工具无效时才轮到它上场。

在BBC访谈中,特纳男爵与伯南克惺惺相惜
看上去,当下的确已经到了他描述的至暗时刻。
但是,如果避免无赋税担保的印钞发钱这样破坏财政纪律的极端政策,政府发钱有没有可能长期化呢?
或者换一个问法,当就业下降等经济负面信号浮现时,是否应当自动触发某种减税措施,让政府开始向广大民众发钱,以应对危机?
这种思路,与近年兴起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理念颇为相近,按照这种理念,政府应当定额、定期给每位成年的社会成员发放资金。
这个理念并不新鲜。
早在18世纪,《常识》的作者,一支笔挑起美国独立战争的托马斯·潘恩生平最后一部作品《土地正义论》中就认为,每一位地主都亏欠整个社会一份地租,所以政府应该给年满21岁的公民15英镑,作为失去土地自然继承权的补偿。

托马斯·潘恩与其所著《土地正义论》
1848年,夏来尔在《社会问题解决方案》里主张,每个公民对国家领土具有相等的所有权,所以每个公民都有权分得一份“领土股息”。
并非只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才提倡UBI,自由主义大师约翰·密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明确写道:“在分配方面,首先给予每位社群成员某种最低程度的生计所需,不论他们能否从事劳动。”
而提倡“自由选择”的弗里德曼,也思考过“负所得税”方案,即政府直接支付穷人现金,以取代传统上繁杂的福利措施。不过作为里根政府的国师,弗里德曼的本意是削减政府的福利裁量权,进而消灭福利国家。
2020年美国大选,华裔民主党参选人杨安泽提出每人每月发放1000美元这样看似全然不顾章法的政纲,并名之为“自由红利”。
面对“妄图引入社会主义”的攻讦,杨安泽巧妙辩称:“我这就是资本主义。只不过以前的资本主义是每个人从零开始自由竞争,而我这里则是从1000美元开始自由竞争。”

杨安泽在洛杉矶演讲后举起支持者制作的标牌
虽然杨安泽已经退选,但UBI的政治实践其实早就在世界各个角落铺开。
阿拉斯加于1979发现原油,于是从1999年起,阿拉斯加住满一年的居民,不分年龄由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支付每人每年168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虽然远低于基本生活所需,但此项目创立已逾二十年,不容忽视。
而在芬兰、加拿大,乃至印度、肯尼亚,都存在或是政府主导,或是科研或公益机构推行的社区级全民基本收入项目。

如果不增添额外税种,只在欧元区范围内将增值税和消费税的一半拿出来向所有欧元区人民统一发放全民基本收入的话,计算结果显示经济角度可行,社会角度可取,但是政治角度不大能够被接受。可以看出富国较吃亏而穷国占便宜
UBI的鼓吹者认为,借助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全面提升公民的“实质自由”而非“名义自由”,更好地践行社会正义。同时,UBI的保障可以让失业者有机会自我培训,选择适合的工作,避免走上犯罪道路,进而为整个社会节省更多的资金、人力。
和现有福利制度相比,UBI将使接受者可以面临消费时的自由选择,从而使消费效用最大化,确保了帕累托最优。
面对“不劳而获”的指责,UBI提倡者反驳:我们目前的社会本来就有很多针对现存劳动力之外人群的福利措施,这并不构成恰当的反驳。
面对“劳动力供应萎缩”的指责,UBI提倡者反驳:不应该将劳动看做一种违逆人的意愿而需要强迫的事情,整个社会应该考虑如何按照个体意愿更优地配置人力资源。

漫画上的场景是针对UBI构想的最大疑虑。左边门上写着“努力工作,只得一半”,右边门上写着“不需工作,物品免费”
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写下的一段话: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一章开头,也引用了这段话。
问题是,两位革命导师在所有论著中都没有明确指出,生产力应当增长到什么水平,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次疫情期间,并非每个地区都选择向民众大规模撒钱。如台湾地区当局限于财政能力,无法给普通民众发钱来提振本已低迷的经济环境。
其最接近发钱的政策,就是“卫生福利部”向部分居家隔离及符合检疫标准的民众及照看者,提供每人每日新台币1000元(约人民币240元)的防疫补偿金。
无怪中国台湾网刊登评论嘲笑道:《台湾羡慕港澳能给民众发钱,可惜实力不允许》。

参考资料:
[1]Elmendorf D W, Furman J. If, when, how: A primer on fiscal stimulus. 2008.
[2]Andy Sullivan. The White House wants to give you $1,000. Here's how it could work. Reuters, 2020,3.
[3]Wolf M. The case for helicopter money[J]. Financial times, 2013, 12.
[4]Jeanna Smialek. The Fed Goes All In With Unlimited Bond-Buying Plan. The New York Times, 2020, 3.
[5]Shapiro M D, Slemrod J. Did the 2008 tax rebates stimulate spending?[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2): 374-79.
[6]Ben S. Bernanke. Remarks by Governor Ben S. Bernanke Before the National Economists Club, Washington, D.C. 2002,11.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boarddocs/speeches/2002/2002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