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前言：近年来，韩国娱乐圈的性丑闻和自杀事件引发社会关注。在精致的脸蛋、完美的舞姿背后，是性别歧视、性暴力和严苛的社会期待。韩国娱乐业爆发的种种现象，是韩国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

英国卫报近日就这一现象进行报道，并发表题为《Exploding the myths behind K-pop》（作者：Crystal Tai）的文章。

本文由全历史在这一报道基础上编译而成，对原文略作删改。

首尔，江南区。学生们在考室外等候，气氛紧张。一个穿学生制服的女孩，来回摇晃着吉他；一个男孩紧挨她站着，紧张地盯着她的刘海。另一个坐旁边长凳上的女孩，理了理自己的短发。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考室。Mudoctor Academy是一个韩国的练习生学校，在这里，大量12~26岁的学员，排队等候着星探们的试镜。

Kevin Lee就是其中一个，19岁的他给BTS组合当伴舞。据他自己估计，过去的四年里，他已经参加了超过50场试镜。但这还不够。考虑到他的年纪——大多数娱乐公司倾向于招募未成年的练习生——Lee说，如果今年还没有签到大公司，他就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不考虑失败是不可能的，”他说。“他们说，假如你17岁，那么你有一半的可能性成为练习生。我已经19了，机会渺茫。”

Lee不是个别现象——对于许多韩国年轻人来说，娱乐圈就是他们渴望的职业机会所在。像Mudoctor这样的培训学校，韩国还有很多。这个国家最闻名的文化产品，谁不想参与其中呢？这个产业价值50亿美元；BTS这一个组合，去年专辑的销量就超过Taylor Swift, Billie Eilish, 以及Ariana Grande三个人的总和。但就在行业内部，一些问题的严重性显现出来，令整个韩国感到不安。

近年来，韩国娱乐圈频频爆出自杀和性丑闻事件。这些走红的男女，似乎都被巨大的压力钳制，未能满足这个行业加诸在他们身上的、光鲜亮丽的种种要求。 2017年，SHINee的成员钟铉自杀，他在生前曾谈及成功带来的高压。

2019年3月，包括李胜利、崔钟训、郑俊英在内的几名韩国男艺人陷入性虐偷拍丑闻——郑俊英在一次群聊里分享了几段女性视频。最后这些人因轮奸酒后失去意识的女性而被判5到6年的刑。针对Burning Sun夜店的指控也随之而来。这个俱乐部由李胜利发起，是一处约会强奸和性骚扰的庇护所。

去年10月，25岁的f(x)q前成员雪莉自杀。仅在一个月以后，雪梨的密友，28岁的Kara前成员具荷拉，也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这两名女性生前都网络上经历了数月的骚扰。因为行为和外貌，雪梨承受了来自成千上万名匿名男“黑粉”的性别歧视言论和网络霸凌；具荷拉则把前男友告上了法庭，起因她受到一段未经同意、由后者拍摄的性爱录像带的威胁。

韩国文娱专栏作家Mano Lee称，韩国女星面临的性别歧视和厌女症，象征着现实社会中女性被对待的方式。“很多韩国女性都能把这些名人面临的问题同自身联系起来。她们都亲身经历过这些。molka遍及各处，性别暴力和受害者有罪论也无处不在，女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深感不安。”

molka是一种非法安装的、用于偷拍的摄像机。2018年，韩国最高检察院处理过将近6800起针孔摄像机犯罪案件。在一些案子中，摄像头藏在公厕、汽车旅馆的房间里，另外的一些则是被她们的伴侣或者前任们拍摄、散播。

郑俊英的偷拍丑闻激起整个韩国的公愤。“韩国娱乐圈想要塑造出一种友好、慷慨的洁净男性形象，以此和那些大男子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和不修边幅的韩国男人区分开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John Lie说，“这种现实和幻象之间的巨大鸿沟，给社会造成了冲击。”

尽管人们期待明星们达到不可能的标准，可韩国的普通人，也在承受着这种完美主义的压力——娱乐圈只是社会现实的映照，并且让它集中爆发。

“在韩国社会，如果你想出人头地，你必然得拿另一些人当垫脚石。”时尚摄影师Justin Shin如此说道,他和娱乐圈的偶像有过密切合作。“从幼儿园开始，你就得超过别的孩子。韩国人要经历一生的竞争——永不中断的一场场测验，评价标准就是他们的行为和成就。竞争超强。”

对大多数韩国人来说，成功就意味着达到正确的“规格”：每个人都被家庭条件、受教育程度、职业头衔、财富和外表这样的条框来评价。“上一所好学校，拥有一副精心维持的好身材，或者开一辆昂贵的进口车——这些都是‘规格’的形式。”首尔大学的社会学家Michael Hurt说。

尤其对于女人来说，正确的“规格”意味着吸引力，以及擅长家务。但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Shin Gi-wook说，这种高竞争的后果就是，嫉妒和凌辱：“那些比他人更成功的人，就容易成为流言的中心。”在具荷拉和雪梨的事件里，这两个女明星经历的公开羞辱，是所有韩国女性都正面临的严苛环境的缩影。

雪梨是为数不多的支持韩国“no bra”运动的女明星之一，这个运动旨在敢于挑战韩国社会加诸在女性身上的、严苛的着装法则。除此之外，和前男友崔子的关系，也成为网络凌辱的攻击点——人们期望韩星们在年轻的时候保持数年的单身，约会也不行。

雪梨曾试图在电视上回应她的反对者，指出艺人们面临的这些网络攻击：“我的人生空荡荡。我感觉自己随时都要装作很开心的样子，向每个人掩饰自己。”

“这么多艺人，都是因为严苛的批评声自杀的。”雪梨的老友、珠宝品牌Frica的创始人Ken Lee说。另一个他合作过的艺人，曾收到一把“沾满真正的人血”的匕首；这类愤怒的威胁和信件，对韩星来说都很普遍。

和雪梨类似，具荷拉2018年开始就成为网络霸凌的目标，彼时她在和前男友崔钟邦打官司，后者以一段性爱视频作为威胁手段。崔钟邦最终被判无罪，视频也没被泄露出去，但是具荷拉在这个过程中历经折磨，她的偶像形象也大受损毁。

“自杀的韩星以女性居多，我不认为这是个偶然现象。”Hurt说，“韩国女星们面临着一种男人们并不会面对的危险。”

男星几乎不用担心穿错衣服。但是对于女星来说，哪怕是和人设相悖的、稍稍出格一点的打扮，都可能付出很大代价。“如果你是个女人，你的事业可以顷刻间终止。”Hurt说，“你可以成为一个顶级明星，但人们也会随时审视你。这些女人是明星，社会上也都有大把反对她们的声音。当警察找到你，把一个受害者变成加害者，一个男艺人似乎能够攻击任何一个拥有顶级律师团队和娱乐公司的女艺人，他总是能够拥有更多的庇护。”

回到Mudoctor Academy，21岁的Kim Tae-heon正在等候试镜。Kim在南庆尚省的乡下长大。两年前，他搬到首尔来，加入这个培训机构，每天花九个小时练习唱歌、舞蹈和表演技巧。

“除了演出技能外，你还需要一颗强大、坚硬的心，才能完成这一切。”他说，“这一路我见到很多人离开——至少10个里有6个，会在意识到有太多人比自己更擅长这个领域后，而中途放弃。”

机构的创办者Yoon Jin-hee称，过去5年的386名前学员中，成功者寥。“只有5-10%的学员能够最终通过娱乐公司的试镜，”他说，“那些走到最后的，都是没日没夜训练的人。”

Yoon还说，目前大约有40%的学员都不住在首尔。许多人每周乘坐火车或公交车在住处和学校之间来回，一个月花费60万韩元，只为争取一个做偶像的机会。这种职业精神就是韩国娱乐业的主心骨。“K-pop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得益于它高强度的培训系统……如果娱乐公司想要进一步激发这个行业的潜能，他们需要对这个培训系统进行升级。如今训练时间更长，难度也更大了。大多数更好的娱乐公司，都在尝试把这个过程变得更有趣味性。”

即使是从培训机构毕业，踏入娱乐圈成为明星，艰苦的训练也不会终止。在和BTS一起在幕后共事的时候，Kevin Lee意识到了这点。“当我们为他们下一场演出排练的时候，他们往往都刚从其他国家的巡演回来，”他说，“一旦回来，他们每天就要训练七个小时。他们不休息的。这种拼命的劲头才让他们达到今天的成绩。”

针对韩国娱乐业培训系统的批评正逐渐起效，普通韩国人却也要像这些明星一样拼命通过联考，将来进入不同领域，比如公共服务或者法律行业。

“韩国娱乐业被描述为血汗工厂，但是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每个韩国人都被迫投入精力在数年的学习中。那些被训练的人，只是在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Yoon说，“他们每天都怀着目标和梦想生活。这是一种自由。”

然而许多人并不这么看。行业供需特性决定了，合同可以在艺人低谷时把他们雪藏。 艺人麦亨利说，合同能够签到长达15年之久，里面的条款在你真正成功之前都不作数，这就会把你限制在其中。

经济回报也被限制。麦亨利在一档SBS的音频节目里说，偶像们挣得并不多。最常见的是利润分配比是80%归公司，20%归艺人，或者90%归公司，仅有10%归艺人。如果你还参与了偶像组合，情况就更糟了，因为钱会被团队成员分走。

大多数艺人都要偿还唱片公司用在他们身上的训练成本。所以，尽管对于粉丝们来说，偶像们看起来富有且独立，但大多数都不过是被合同绑定的雇员，并无多少自由可言。考虑到不断加诸在他们言行上的高标准，雪梨和具荷拉的悲剧并不算意外。

这些死亡事件促使韩国政府商讨以法案形式，对学校和工作场所引进网络霸凌方面的教育。然而，大多数人都觉得，只靠政策无法解决问题，事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社会期待。

“韩国的娱乐业已经走向国际，给这个国家增添了荣光，但是这种性别和社会标准下的文化程式，是不可能赢的。”Hurt说，“你得以特定的、完美的状态，小心翼翼地生存，这就是韩国明星们走到聚光灯下的方式……他们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