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冬天冷得很，雪下得比村子里更早。矿工们靠着头顶的探灯照明，在罩着蓝色篷布的洞口生火，哼唱带有情色意味的小调。

这是 2010 年的冬天，湖南西南部的越城岭，蒋能杰成天地呆在山上的矿洞里，举着一台简易的 DV。

堂弟牵牛是小矿主，父亲蒋美林则是负责搬运的马夫。他们要趁着大雾弥漫，“整顿”的人不来，抓紧时间开工。

​这个冬天拍摄的素材最终组成了《矿民、马夫、尘肺病》三分之一的内容。但之后又历经十年，这部纪录片才真正完成。

今年 3 月，蒋能杰开始一个个地给在豆瓣上标记“想看”这部影片的人私信网盘链接。私信中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线公开不了”。事实上，打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要将这部片送审，“会给你改得面目全非，那我何必自取其辱呢”。

这不是他第一次公开发布自己的影片，除了一部剧情片《矮婆》，蒋能杰拍摄的其他纪录片大多都能在“棉花沙工作室”的公号里面找到下载方式。但这次“导演主动递资源”的举动，仍触动了网友的神经。

“先转再看”，仿佛一种应激反应，在一场自发的接力中，这部纪录片被不断上传、下载、分享。尽管网盘链接不断失效，各大视频网站也难寻踪影，它仍一度冲上实时热门的榜首，豆瓣评价也迅速地累积到近 6000 条。

目前《矿民、马夫、尘肺病》的豆瓣评分是 8.7 。这其中自然有情绪化的成分，蒋能杰也清楚这一点。他给这部片子打 7.5 分。4 月 1 日，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豆瓣评分往下降了，很多人还是冲题材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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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民、马夫、尘肺病》，片子的内容都放在了标题里，而这三个元素和蒋能杰的父亲蒋美林都有关联。

十几岁的时候，蒋美林就开始在铁矿打工。1996 年，他出现了肺结核的症状——那时还没有尘肺病的概念，只知道和开矿有关系。担心会传染给两个儿子，他曾带着兄弟俩去新宁县人民医院做过一次检查。

那是蒋能杰记忆中第一次去城里，“你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还记得，因为我们（第一次）坐车，吐得要死。”

这样与矿山有关的事情，组成了他童年一些记忆的碎片。

蒋能杰的家乡在湖南湘西，村子下面又分成十几个组，他家所在的组叫棉花沙。沙是土地的意思，棉花生长的土地。

不过，这里已经很少有人耕种，很早开始，矿业就成为当地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但 90% 都是非法开采。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围绕其而生，循着默许的规则：矿工会留下一些边角给“拾矿的女人”；矿井倒煤之前要喊几声以免砸着下面走山路的；没有勘测手段，在哪里开井完全靠经验和猜测；“搞不到炸药”，只能用非法工厂制造的，有毒的“假炸药”来开矿；“整顿”也一直都有，但人们总能在其到来之前得到一些风声……

1992 年，蒋能杰上一年级的时候，姨夫的矿塌方，石头砸死了两个人，其中之一是他的外公。“挖出来以后，他全身都是血，是那种干干的血。我们去外婆家，我妈用毛巾给他擦那个干的血渍。”这个画面给在一旁的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大学毕业之后，他开始对纪录影片产生兴趣。因为非专业出身，将身边的人作为拍摄题材，成为一个低成本、好沟通的选择。

而当他拿起镜头再对准采矿者这个群体，儿时模糊的感受变成了更加整体的、有意识的观察。

片子的前半部分，镜头在矿洞和大山中游走。叙事很少，多是瞬间的拼接，画面很粗糙，但带有一种极为亲近的视角。拍摄这部分时，蒋能杰不仅与他们吃住在一起，在矿洞中聊天听歌，还时不时代替父亲马夫的角色工作，甚至在片中短暂出镜。

2015 年，他第一次走访片子中的主人公之一赵品凤。赵的三个堂兄弟和蒋能杰家是同一个村子里的，和蒋美林关系很好，便帮忙介绍了他——赵家三兄弟都因为采矿而患了尘肺病，老大已经去世，赵品凤在 2018 年去世，“二哥估计也活不了太久，因为已经很严重了”，蒋能杰说。

那时他才意识到，身边的亲戚和周边村子里的老人有许多都深受尘肺病的困扰，大部分都已经是晚期，只能一直靠吸氧延续生命。某种关联慢慢浮现：采矿为生的村子，病痛缠身的老人，在医药费前不堪重负的家族。

片子有许多他原本就很熟悉的场景。分餐的碗筷，爬坡时沉重的喘息，一遍遍“注意身体，好好活下去”的叮嘱……都是长期受尘肺病所困的征象。

赵品凤的故事也成为片子后半部分的一条主线，形成了前半部分的松散叙事完全不同的风格。最终，全片以一次停电而结尾——氧气机停止运作，叫不来救护车，赵品凤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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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是自费拍摄，蒋能杰的项目往往都拉得很长。“这么多年就是不挣钱，我也不太贴钱。顶多是贴些时间，但这也很麻烦。”没钱了他就需要去接一些商业的活，赚到钱再接着回来拍。

拍摄素材在电脑中累积，他拍拍停停，边拍边构思。去年，《矿民、马夫、尘肺病》在收尾剪辑时，他还曾做过一个众筹。他回忆，当时怕招致麻烦，拒绝了一些公众号和大 V 想要帮忙推广的好意，想着慢慢发酵就好。然而消息仍在小范围内得到传播，演员袁立等人在微博上的转发激起了一些热度和关注。

之后不久，他遇到了没有拍摄许可证的问题。按照有关部门的要求，蒋能杰退还了当时已筹集到的五、六万元。后来，有些朋友零零散散地通过私人渠道提供资金，他才最终得以完成这部纪录片的剪辑。

超长的制作周期，让时间无意间成为作品中一条贯穿的暗线。矿工们闲聊美国之音、奥运会比赛，亲人们用微信视频通话，赵品凤的儿子用手机打王者荣耀，都透露出“外面的世界”滚滚向前的痕迹。

而对于疾病缠身而无法继续劳动的村民，这一切似乎都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头顶一直悬着病痛与死亡的利剑。

“我们有一个拍摄对象只是想拿个低保，就 100 块钱一个月吧。申请了很久，我还记得当时他还很高兴地和我讲 ，说他拿到低保名额了，但后来拿了不到一年就过世了。”蒋能杰说。

在庞大难解的社会问题面前，蒋能杰常常感到无力，也“变得容易愤怒”。“但如果我没有愤怒了，那就闭上眼睛回家种地去，或者送快递，现在快递行业肯定很饱和了”，他笑起来。

无意之中，他的行动也给乡邻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两年前开始，当地政府召集镇上所有尘肺病晚期的病人，一批一批地出资为他们进行免费治疗，“政府的工作人员还给我发照片说，你看，我们做的。”

不过，大多数时候，蒋能杰所面对的，是没有经费、没有目标，而且作品很可能无法上映。他曾经也想过意义何在的问题，但慢慢地接受了这样的现实，“先记录下来再说……每个时代都需要一些记录历史的人，不能光喊口号啊。”

上个周末，他还被邀请去给社会学的学生上课，“他们觉得有研究价值，我觉得也好。像这次大家在网络上看，我也很开心。因为更多人看到了，而‘看到’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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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十年，蒋能杰一直带着“独立”的头衔，如今又添一顶“公益”的帽子。

独立是无可奈何之举。“如果创作完全不受限了，那也无所谓独立不独立，可能只是资金来源的不同而已。”蒋能杰说，“我只是不希望内容受到别人的影响。”

他曾在光线传媒工作过，但发现和他想做的题材离得有点远，就辞职出来自己独立制片。那段时间他什么都接，婚礼、葬礼、开业庆典、商业活动……为了活下来，也为了给自己的片子筹备拍摄资金。

后来作品小有影响力之后，他才逐渐有了更多工作机会。现在一些公益机构也会请他做项目导演，比如，去年拍摄的LGBTQ题材纪录片《彩虹游轮》。

而做公益就像走钢丝，在受表彰和被噤声之间摇摇晃晃。

从拍摄矿山开始，家乡就成为他最主要的创作题材。2012 年，矿井被取缔之后，大部分青壮劳动力都离开家乡去城里打工，许多村里的孩子成了留守儿童。蒋能杰又开始拍这些孩子的生活，早期的作品《路》、《村小的孩子》都是以此为主题。

时至今日，他仍然平均每两个月都要回去一次，一次呆上一个星期，一方面打理他在村里建设的乡村图书馆，一方面继续跟踪拍摄这些孩子成长的过程。

因为在公益事业上的付出，去年底，蒋能杰被凤凰网评为年度十大公益人物；今年一月，他参加了央视的节目《遍地英雄》。

他也感受到了一些变化。2014 年，《村小的孩子》出来之后，获得法兰克福中国电影节一等奖在内的多个奖项。之后，这部片子在全国做过几百场放映，蒋能杰亲自跑了十几个城市，三百多所高校。“但现在要去高校放片子已经不可能了。”

偶尔会有网友开心地跑来和他说，片子刚刚在某个视频网站上传成功了，但过两个小时，又会很快再被下架。线上传播也屡屡受阻后，他才不得已选择了网盘这种方式。

这对蒋能杰来说，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无法传播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商业化操作。在视频发出后，有朋友建议他在视频最后贴上二维码，这样有意愿的观众就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补票钱”。但这也只能是一次短暂的救急，长期来看，他仍然在整个行业里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采访过程中，蒋能杰一度起身去应门，回来的时候喃喃道，“原来是房东”。他的语气轻描淡写，听起来很镇静，但现实的顾虑如同一片不散的乌云。他说起自己最近正愁找个新地方作为公司的注册地址——因为担心会给房东带来“麻烦”，所以提出要主动搬走。而原本三、五人的工作室团队，到了现在，也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这样可能也好，更自由一些。”

比许多从业者，蒋能杰表现得更加乐观，甚至显得天真。这也许是因为，状况和他多年前在山间做马夫时也并无两样：突然袭击的“整顿”、批不下的开采证、摸着天黑运送假炸药的人……就这样，努力与外部世界共存。

图片均来源于《矿民、马夫、尘肺病》豆瓣电影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