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政府在网络信息权力上的迅速扩张，让每个人的手机都成为了一个侵入式的小型监视器。
爱德华·斯诺登在自传《永久记录》中，如此描述自己在中情局的七年，“我参与了美国间谍史上最重大的变革——从对特定个人的监视到对整体人口的大规模监控。”
“9·11” 事件是一个关键转折点。打着反恐怖主义的名号，对普通民众的监控在美国得到大举推进，并很快被更多国家加以借鉴。如今人们惯用的许多社交应用都有一个“后门”，这些信息不仅仅是停留在某家公司的服务器里，而是可以被执法机关查看甚至运用。
如果说斯诺登的曝光让人们对反恐这个理由的合法性产生了动摇和质疑，当下，一个可能更具说服力的外因出现了——为了抵抗新冠肺炎疫情，阻止病毒传播。
北京施行了多种数据手段的结合，从“京心相助”、健康码到电信旅游史查询
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监控从未得到如此畅通无阻的推进。
在韩国，政府正在利用监控录像、智能手机定位数据和信用卡消费记录，来追踪确诊患者的近期活动轨迹；欧洲最先沦陷的意大利伦巴第，权力机关通过分析市民的手机定位，来检查有多少人遵循了政府的封锁令，以及他们每天行走的距离——一位官员曾对外表示，大约有 40% 的人“走动过多”。
新加坡、波兰和肯尼亚，都在利用智能手机内置的高精度传感器，来绘制受感染者的移动地图———新加坡政府开发的一款名为 TraceTogether 的应用程序，能利用蓝牙识别出那些与确诊病人近距离接触过（在两米范围内共处超过 30 分钟）的人。在中国，这则以不同款式的健康码、电信记录旅行史等形式出现……
一个各国技术防疫手段的网络实时索引显示，已经有 20 多个国家引入了新的数字追踪措施，以进行人口监测，其中 7 个国家还实施物理监控，也就是使用人脸识别、无人机等手段来执行宵禁。
一些曾经被用来抵御恐怖袭击的国防安全手段，摇身一变成为疫情之下的应急工具。 3 月 17 日，以色列政府批准新举措，允许政府通过监控手机来对公民进行跟踪。数字权利机构 7amleh 报道，这套技术最初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为协助反恐行动而开发的，被认为可以追踪该国所有手机的实际位置，监听电话和信息，甚至访问设备摄像头和耳机。
数据公司 Unacast 收集并提供手机定位数据，对零售业、房地产业、营销业和旅游业进行分析，发布了一个“社交疏离”记分板，给美国每个州和县分配等级
换个角度来看，政府部门难得会对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实力如此坦诚。这一系列举措透露出一个现实，当我们讨论监控，对标的已经远不只是公共场所密布的摄像头；过去十年来，各国政府在网络信息权力上的迅速扩张，让每个人的手机都成为了一个侵入式的小型监视器。数字营销行业和国家情报机关的不懈努力，终究完成了对难以想象的海量数据的收集和利用。
流行病学家表示，在早期阶段，对潜在的病毒携带者进行可靠追踪对于遏制爆发至关重要。这样的背景下，公共健康和个人隐私之间的微妙平衡变得无比脆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主任阿尔·吉达里在个人 Twitter 上 写道，“技术可以挽救生命，但如果实施得不合理，更多的生命可能面临危险。”
公共卫生部门大多积极欢迎技术的介入，也屡有中央政府对此进行公开呼吁。白宫首席技术官迈克尔 · 克拉齐奥斯就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科技企业的果断行动，对于新冠肺炎的预防、检测、治疗和制定解决方案至关重要。”
这实质上是一种侧面施压，要求科技公司交出自己的数据，配合政府的行动。长期以来，这些硅谷企业都处于是否要与政府实行数据共享的漫长拉锯，疫情的紧急情况很可能让僵持的局势发生变化，并对互联网数据隐私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而为了应对紧急情况而通过的一些新法令，也可能会渗透到原本的法律体系中，并成为常态。Business Insider 采访的一位观察人士表示，“许多新措施都避开了公众和政治监督，而且不包括日落条款。”意味着这些新通过的法令没有失效日期，即便疫情过去，也可以继续沿用。位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法律国际中心总裁道格拉斯·鲁岑表示，“塑造紧急权力真的很容易，但拆解它们就很难了”。
《美国间谍》一书介绍了现代监视的现实与大众理解的不同，展示在监视技术赋予美国间谍巨大新权力的同时，对其进行限制的法律却非常落后
紧急情况下的官方话语，往往透露出一种大义，仿佛这是绝对无法避免的取舍。当披露感染者行动数据的政府网站受到质疑时，韩国疾控与预防中心主任郑恩敬就曾表示，“在应对传染疾病时，公共利益往往比个人人权更受重视，这是事实。”
但公共卫生危机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反过来制造公民自由危机，The Intercept 采访的一组隐私权专家如是说。前提是，人们要对政府的每一步举措，都要求限制条款以及正当理由。
“在数据方面，政府的胃口往往相当大。”美国南加州公民自由联盟的律师 Mohammad Tajsar 认为，所有针对疫情所采取的决策，都应当由公共卫生官员和专家提出，而不是其他人，特别是国防或司法部门。这将有助于政府只收集真正有用和必要的信息，而不是盲目地攫取。
电子前哨基金会的律师 Adam Schwartz 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如果人们需要做出一定牺牲，那么这些牺牲所对应的成效：是否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这些问题都应当被更仔细地质询。
事实上，大规模的数据采集也意味着同等繁重的分析工作。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系统来处理，就会导致人们的隐私包裹越聚越大，处于一个无法利用也不被保护的尴尬境地。 FT 在一篇报道中就指出，虽然中国在追踪工具的部署上有更高的自由度，但这些数据真正在使用的时候却常常遇到阻碍，不同的公共部门之间无法同步，有时甚至会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官僚竞争而受到损害。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数据保护。当疫情过去，这些包含了大量个人信息的隐私包裹将会被如何处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力去追踪到自己信息的去向，彷佛在给出的一瞬间，就放弃了对此的任何权利。
纽约大学法学院自由和国家安全项目主任 Faiza Patel 呼吁，对所有的项目制定严格的时间限制，保证为疫情收集的数据不会保留。不过在具体实施的层面，这些多方搜集几经易手的信息是否有可能被完全删除也是个难题。
对此，监控技术监督项目的创始人和执行董事 Albert Fox Cahn 表示，可能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像对待美国人口普查数据一样，对待此次收集的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在美国受到严格的保护，即便是执法部门也不能使用，“你不能把它用于针对移民的执法，也不能用它来征税。我们有如此强大的隐私保护措施……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美国人绝对不会给出真实的信息。”
技术近乎冷酷地一视同仁。所谓的“危险分子”，依据情境的不同，可以是任何人。在大传染流行的情况下，他们是确诊病例、密切接触者、有重点地区旅行史的一般人，甚至违抗隔离令出门遛狗的人。当新的情况出现，这也可能适用于其他人。科技的善用往往建立在双方互信的基础上，而建立信任的第一步，这些专家几乎一致地认为，是民众对自己的数据负责并提出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