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台高管涉性侵“养女”一案持续在网络发酵。

根据《南风窗》等媒体报道，18岁女孩李星星（化名）称，从2015年12月31日起，自己遭受了“养父”鲍某明多次强奸和长期的人身控制，而后者作案时身份为两家上市公司高管，系中兴通讯独董、杰瑞集团副总裁，且持有中美两国律师资格。

4月9日，烟台市警方发布通报称，正在进行侦查工作，将严格依法办案。同一日，鲍某明对媒体作出回应，否认自己和李星星的“养父女”关系，且“不会触犯法律底线”。

难以抵达的求助

李星星一共三次报警或申请立案。

第一次是2016年初，李星星因“下体疼痛”在网上咨询，听从了一名“医生奶奶”的建议，打了110，后向北京某派出所警察陈述了自己的遭遇。这次报警之后，警察在家里“什么也没搜到”，鲍某明也“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回来了。

第二次是2019年4月，李星星因自杀送警，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案，但又因“没有犯罪事实”而撤销案件。

第三次是2019年9月，李星星的律师向烟台检察院信访部门提交了部分证据，和一份《立案申请书》。10月9日，在检察院的监督之下，李星星的案子再次由烟台市公安局芝罘分局立案。

至今已半年。案件侦查进展到哪一步，并无更多相关信息。

4月9日，一段“南京警方就性侵养女案对话烟台警方”的音频在网上广泛传播。据报道，2月29日，李星星寻求住所地南京警方帮助，南京警方通过电话对话烟台警方，望告知受害人案件进展。但接电话的烟台警察反复表示，李星星应该去找本案的办案民警。可办案民警的电话打不通。

“强暴的事情我们公安局和检察院，已经联合给你下发文件了，你也看到了，别老是强暴强暴的，我们不管好不好。”烟台警察在电话里说。不少网友听过这段录音后认为，这是典型的“踢皮球”。

实际上，性侵后维权难并不是个案。性侵类案件从作案手段到侵害法益都有一定的私密性，且维权的过程中，受害人极易受到二次伤害。

根据《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定量调查报告》，遭受了伴侣暴力且寻求帮助的18-45周岁女性中，35％的人告诉了家庭成员。然而，即使是在将受暴经历告诉家庭成员的女性中，只有 25％得到了来自家庭的完全支持，45％的人受到的是被责备、漠不关心，或被要求保持沉默。女性较少向正式渠道寻求支持，在遭受伴侣暴力的女性中，只有10％告诉了医疗人员，7％的人报了警。

未成年人被性侵后，则更难向外诉说和求助。往往，未成年被害人要在遭受不止一次的侵害之后，事件才会暴露出来。同时，相比成年人，未成年人对性侵害维权的意识更加薄弱，不具有搜集证据、保留证据的能力，年幼的被害甚至连案发经过都无法描述清楚。

李星星一案发酵后，《新京报》问了当事人一个问题：为何两人共同生活3年多后，现在才出来求助?

对此，李星星称自己去年就有想法，“也报过警，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把我逼到没办法，才站出来的。”

更多受害人甚至连报警都做不到。性别平权自媒体青杏酱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每一个性侵受害者都会经历的，就是自责。“每一个女生在出了这种事之后，不用谁教，都知道一旦这事儿公之于众的话她会面临什么，甚至都能想象她要在警察局面临怎么样的质询和责难，以及她的父母，和周围的同学、亲友，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报警真的是一个极难的选择。”

来自家庭成员的伤害

按照李星星生母对媒体的说法，自己因为迷信替女儿找“养父”以“冲灾”，便通过网友介绍，相互认识了。“鲍某明先是说，一直都想有个孩子，过不久，他又说希望和自己母女‘组成家庭’。”

“组成家庭”究竟是什么意思，报道并没有细究。不过这次“认父”后来的走向就是，尚未成年的李星星，离开自己的生母，独自到鲍某明身边和他一起生活长达三年。

李星星向警方提交的证据中，包括带有血迹、精液的卫生纸、卫生巾，还有录音、照片、聊天记录，里面有几张鲍某明的手机QQ浏览记录的照片。其中一张拍摄于2018年的照片上显示，在当年2月18日，鲍某明连续访问了近数名“送养”“送养小孩”“送养女宝宝”的用户空间。

实际上，翻看近年来的报道，正是“家庭”，成了许多暴力和违法行为的帮凶。

2019年，据河南都市频道报道，打拐志愿者卧底“圆梦之家爱心群”等QQ群，发现一个黑色的地下贩婴链。有人在网上明码标价，“出售”新生的婴儿，甚至还有仍在娘胎里的孩子，都可以出价“预售”。而出售婴儿的，是孩子的亲生父母。

这个群成员名称前面都带有字母“L”或者“S”——“L”就是领养的意思，“S”就是送养的意思。在这里，孩子就像是商品一样，被明码标价交易。

家庭并非天然的港湾。把目光方向全球，2017年国际移民组织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近一半的儿童贩卖事件起初都有家庭成员参与，因此需要针对儿童及其家属展开更多预防工作。“被贩卖的儿童常常遭遇性剥削、被迫乞讨和从事家务劳动，而被贩卖的成年人则更有可能被没收身份证件而遭到控制。”

近年，来自共同居住伴侣或家庭成员的性侵害，也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据媒体2017年的报道，来自家庭成员的性侵害，已经成为撤销监护权案件的主要类型之一。“女童保护”项目统计，在2016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中，家庭成员作案的占比10%。

布满强奸文化的社会

在李星星的叙述中，鲍某明家中藏有大量儿童色情视频。这令人想起近期的“国内版N号房事件”。3月26日下午，一名认证信息为半次元人气写手、知名电视剧博主的微博大V，举报芽苗论坛、萝莉网、呦~乐园、次元公馆、萝莉天国等多家色情网站长期散布儿童色情内容。

芽苗论坛首页显示其网站注册总用户数达到855万人，另外，次元公馆首页显示其网站注册总用户数达到256万人次，每三四分钟都会有多名用户缴费成为新会员。

这些数据是否有水分不得而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哪怕是在主流领域里，打恋童癖擦边球的产品和信息，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容忍着。

4月8日晚，有网友发布微博称，南宁地铁站出口出现涉及未成年人的广告，该广告文案写道：“小萝莉喜欢看书吗？叔也喜欢看你。”这条带有“恋童癖”色彩的广告，并引发了大量的回帖和讨论。目前，南宁地铁官方表示该广告已撤除。

“任何关于性的暴力，都是整个社会一起完成的。” 美国人类学家Cathy Winkler遭受到性侵后，自述成书《强暴是社会性谋杀》，成为性别研究领域的经典文本之一。而强奸文化，就是这种社会性“共谋”的土壤之一。

“强奸文化”概念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源于美国记者、女权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的作品《违背我们的意愿》。1975年，这本书首次出版，指出“强奸”不仅是一种犯罪，它还是有意识的恐吓过程，让所有的女性都处于恐惧之中；而这种恐惧来源于在男权话语——女性被强奸，是因为她们做得不够“好”。

强奸文化在互联网上延续。有观察者表示，相比较对“强奸犯罪”进行一般性讨论，互联网更倾向传播“女性受害者故事”与“女性自救指南”，这种叙事和报道上的偏向，也指向“强奸文化”暗含的逻辑：受害者是侵害发生的直接责任人。

“强奸文化”还会强迫性暴力受害者进行自我羞辱。李星星曾被施害者告知“你不能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说出去你就不干净了，所有人都会讨厌你”。

“不干净”，这恐怕正是性暴力受害者们，最大的恐惧之一。

资料来源：南风窗、新京报、澎湃新闻、女童保护、果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