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每一刻的选择都在影响疫情的未来走向。
全球正在逐步进入“后新冠时代”：76天的封锁之后，武汉在4月8日迎来解封的时刻；本周一，奥地利成为第一个宣布放松封锁政策的欧盟国家，宣布将在4月14日开放4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随后丹麦宣布将在4月15日重新开放小学和幼儿园。
解封带来新的疑问：新冠病毒还会二次爆发吗？提出疑问的人往往会提及百年前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据估算，这次遍布全球的传染病造成1700万至5000万例死亡，其中过半发生于第二波爆发。
尽管新冠肺炎病毒不同于流感流感病毒，前者致死率更高，危重症患者多是老年人，而后者80%的死亡病例都是66岁以下的年轻人，而且百年以后的医疗和科研条件早已不同往日。然而，我们仍然能从其中学到一些教训，“一波疫情结束后，会不会暴发第二波，决定因素在于这个病毒本身的传播规律和人们采取的防控措施，”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金冬雁说在《中国科学报》的采访中说。
1918年，一位纽约清洁工人在工作时戴着口罩。图源：Gettys Image
传染病卷土重来
在1918年秋天，当流感患病人数逐渐下滑，人们以为这次较长的季节性流感终于要结束了。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此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军队将病毒携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到1918年夏天，法国军队中有约四分之三的人感染。所幸当时的症状只是高烧和不适，患者往往三天之后就康复了，死亡率也与一般的流感无异。
然而，在欧洲的某个角落，变异的病毒已经潜伏在某个年轻人身上。“第二波传播与军队在全世界运送人力物力不无关系，”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历史学者James Harris说。在这一年的8月底，当军舰从英国启程，开往法国的布雷斯特、美国的波士顿和塞拉利昂的弗里敦，第二波流感爆发便开始了。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是20到40岁的青年和中年人，它通过城市里新建起的地铁、高架火车、新安装的公共饮水处扩散。
第二波流感爆发不止感染者众多，症状也有所进化。患者在经历高烧、鼻出血和肺炎后，最终因肺部充满液体而窒息。数十年之后，我们才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炎症风暴”。这也是新冠肺炎致死的原因——当人体的免疫防疫被病毒激活后，体液中多种细胞因子大量产生，在杀伤病毒的同时也损伤自身器官，导致死亡。
只有第一次流感中患病的人能够幸免于难，
流感并无无症状感染者，患者24小时之内就会发病。华盛顿的贝尔维尤，患者迅速塞满医院的角角落落，孩子们三个一排，挤在病床上。一些场景可能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熟悉：军队的武器库、体育馆、给无家者准备的市政寄宿房都被用作安置病人。
成年人去世后，留下一群孤儿。在华盛顿，一个大家庭的母亲和父亲在周日和周三相继去世，留下8个小孩。然而爸爸的兄弟不愿放弃哪怕一个孩子的抚养权；5条街之外，另一个家庭里，7个孩子的爸爸因妻子去世而开始承担家庭的全部重担。1918年10月是美國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月，20万美国人在流感中死去，这一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因此减少了12年。
孩子们把流感编进歌谣：
I had a little bird, it's name was Enza（我有一只小鸟，流感是它的名字），
I opened up the window and in flew Enza（我打开窗户，流感就飞进家里）。
大流感期间，华盛顿红十字会紧急救助站的演示照片。
致命缺陷
人类每一刻的选择都在影响疫情的未来走向。
在1918年，美国的选择是隐瞒。时值一战，国家不希望因强跌疫情而影响前方士气。美国公共卫生部和军医署多次多次向美军司令部发出警告，要求停止军营间的调动、停止将染病的部队派往欧洲，但美军司令部认为停止派遣将助长德军士气，因此大部分没有采纳，派往欧洲的美军也未进行严格的检疫措施。
如今历史学家们认为，当年的政治考量使得军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加剧了病毒的散播。
在英国，一位政府官员曾认为隔离能够有效组织病毒传播，但他不愿意冒着让战争失败的风险，要求军需厂的工人和其他市民待在家中。根据James Harris得到的材料，这名官员得到的结论是继续“坚持”，因为“对社会福利的需求让我们不得不冒着感染的风险。”
政府封锁消息，包括美联社在内的众多媒体提示民众“恐惧是我们的头号敌人”，使得民众警惕性下降且防控措施滞后。纽约、费城等城市的卫生部即使在当地出现流感致死病例后仍然否认流感的威胁，不仅拒绝实施流行病学家建议的禁止集会、隔离、关闭学校等措施，理由是会引起恐慌并干扰军事行动，反而费城却举行了几十万人规模的自由公债游行，用于战争公债的销售。
“在关键时刻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就会引发信任危机，人们不再相信官方消息，”历史学家John Barry说，“哪怕后来政府公开信息，也为时已晚——病毒扩散了，大量的生命将为此付出代价。”
1919年流感爆发时盐湖城红十字会的护士们。图源：网络
大流感的遗产
大流感结束得毫无缘由。在1918年底，新增案例数突然下降，新增率接近于零。以费城为例，10月16日那一周的新增数是4597人，而11月11日那一周却几乎没有新增。历史学家们曾认为这是因为医护人员在治疗和预防方面的效率提高，然而John Barry发现，这并无证据支持。另一种理论认为，病毒进化出致死率较低的种类。而这也是流感病毒的常态：如果致死率过高，病毒来不及传播就会跟着宿主一起死亡。
在战胜流感方面，我们几乎得不到确切的答案，但是不妨碍人类从中吸取经验。
首先是社交距离的必要性。百年之后，传染病学家证实了这一措施的有效性。2008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流行病学家Peter Caley的结论证明，大流感在悉尼的三次传播与社交距离的放松有直接关系。1918年6月，由于第一波流感过去，社会活动恢复如常，管控措施随之变弱，流感在8月就回来了。
新冠病毒流行的今天，专家普遍担忧由于经济损失和自由受限，民众无法接受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隔离，然而1918年的人就做到了，在美国，许多城市限制公民前往公共场所，电影院、舞厅和运动场所都被关闭长达超过一年。
1918年以前虽然鲜见大流感规模的传染病，但流行病几乎每过几十年就会造访人类，白喉、百日咳、麻疹、水痘，都曾是致死率颇高的传染病，在1890年，就曾有过一次流感爆发，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有亲人死于传染病，父母，叔叔阿姨，或者是祖父母。“传染病已经是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深知不隔离意味着什么，”密歇根大学医药历史系主任Howard Markel说。
今时不同往日，人类已经几代人都未经历过大规模传染病，即使艾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了几十年，人们需要的也不是社交距离，而是更安全的性行为。“我们是自己成功的受害者，”Markel说，“我们有疫苗、抗生素和一系列医学措施，但只有少数人真正了解这些。”
目前，世界各地的民众逐渐适应了隔离状态，但如同1918年的二次爆发一样，人们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部分来自于领导缺失：1918年的二次爆发以前，在宾夕法尼亚，费城和匹兹堡的市长忙着和州长打架，州长则忙着和联邦卫生署打架，才让传染病失控。
然而，在这一方面，人类依然在重复百年前的老路：美国的学者们正在批评白宫所采取的措施。“我们需要强大的领导系统，”纽约大学的传染病学家Céline Gounder说，“特朗普在不停释放干扰信息，而这会让国家处于无准备的状态，无法面对潜在的危机。”
参考资料：
https://www.history.com/news/spanish-flu-second-wave-resurgenc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panish_flu#CITEREFGladwell1997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20/3/24/21188121/coronavirus-covid-19-social-distancing-1918-spanish-flu
https://globalnews.ca/news/6700713/coronavirus-pandemic-second-wave/
https://www.biospace.com/article/compare-1918-spanish-influenza-pandemic-versus-covid-19/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0/4/438004.shtm
https://ghostsofdc.org/2012/03/28/1918-spanish-flu-pandemic-creates-orphans-across-d-c/
https://finance.sina.cn/china/cjpl/2020-03-11/detail-iimxyqvz9548351.d.html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3226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