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赢，病毒也没有赢，打个平手吧。我担忧，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和病毒必将再次血战。”
“20NN年，一种极其凶猛罕见的嗜血病毒——花冠，突袭有1000万人口的中国燕市，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殊死大战拉开帷幕。”
武汉解封这天，毕淑敏长篇小说《花冠病毒》新版宣布上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8年前出版的这部书被称作“神预言”，一时间卖到断货，甚至被二手书网站炒到500元一本。
《花冠病毒》新版。
然而，此前《花冠病毒》却是毕淑敏5部长篇小说中反应最平淡的一本。它出版后悄无声息，不但没有加印，出版商还攒下不少库存。
从毕淑敏去“非典”前线采访到书稿完成，历经9年时间。彼时，“非典”已成国人记忆中的遥远历史。
毕淑敏对市场反应有心理准备：“国人多健忘，心存侥幸，以为灾难远去，不屑回首。”她曾设想，自己死后多年，瘟疫再次大流行，也许有人会找到这本书。没想到，仅仅过了17年，瘟疫卷土重来。
如今，人类与新冠病毒的战斗仍然存在许多未知，一旦放松警惕可能满盘皆输。《花冠病毒》新版上市，又一次发出警示：面对病毒，人类没有终局之战。
科幻支点下的现实书写
今年1月底，瘟疫相关书籍又火起来了。相比《霍乱时期的爱情》《鼠疫》等国外作品，《花冠病毒》中记录的封锁城市、民众出逃、抢购商品等情节，更贴合国内现实，被视为预言书。
《花冠病毒》是一部虚构小说。贴近现实的基础，来自深入一线的采访。
2003年5月毕淑敏受中国作协派遣，作为作家采访团成员，开赴抗击“非典”一线。那段时间，毕淑敏走访了抗击“非典”一线的医生、护士、病患，去了外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等机构，她甚至身穿特种隔离服，在焚化炉前驻留。
采访团一共8位作家，有的在采访当年就写出诗集《保卫生命》，有的在第二年出版了《生死关头》《抗SARS风暴》等报告文学作品。毕淑敏一直找不到表达支点，迟迟没有动笔。
实地考察、阅读资料之后，再进入自己的想象中创作，毕淑敏惯于这样的写作过程。采访回来后，她开始新一轮阅读，除了哲学外，还有人类灾难史、瘟疫史、病毒学、群体心理学、说谎心理学等。像《病毒大辞典》这样很难啃的书，她也拿来读。
只写曾经发生的事情，想象无法展开。2011年，毕淑敏终于找到科幻这个支点，开始写作。她在书中写一种将来可能会发生的现实。
“起病并不很急骤，甚至可以说有一点温文尔雅。最初对人体的进犯，是轻微与缓和的，像一场风寒引起的感冒。之后逐渐发病，轻微的头痛和浑身酸痛日趋严重，发热伴随着咳嗽，痰中开始出现血丝。直到这时，病人的全身状况也不是很不堪，有些人甚至可以坚持上班。正因为这种欺骗性，才使它后续的杀伤力变得极为凶残。”
《花冠病毒》中关于瘟疫病状的书写，源自“非典”，也与新冠肺炎疫情症状相似。
不过，与许多报告文学作品聚焦医护一线战场的纪实书写不同，毕淑敏把主人公设定为和自己一样的女作家——拥有心理学背景的罗纬芝，临危受命，到抗疫一线采访。
读者自然能看到医护人员咬紧牙关医治病患的场景，但这绝非重点。
读者在书中，获得在新闻报道中难以看到的视角。罗纬芝深入燕市的抗疫指挥部，了解并参与应对灾难政策的决策过程，让人们看到背后的苦心博弈。
在这之外，毕淑敏让读者跟随罗纬芝，看到了城市面貌的改变。“这一年从春到夏，花冠病毒如影随形，众生敛息。城市的草木，由于很少有人把玩和践踏，反倒出奇的蓬勃兴旺。”这样的环境描写，我们在如今的全球新闻报道中也常见。
人类隔离，地球空气变好。
美国科普作家卡尔·齐默在《病毒星球》一书写道：“很多病毒都能在条件适宜时突然爆发。但像麻疹或水痘这样的病毒，一旦发作，就不会从我们的身体中彻底消失。它只是低调地潜藏起来，不温不火地传播……”
《花冠病毒》将病毒潜藏的威力放大，增强了科幻文学中的末世氛围。
其中，由于死亡人数不断增加，燕市殡仪馆火化能力达到极限、冷冻柜满员，受病毒感染的死亡者尸体无处安放。这样的场面是人们现实中难以想象的。书中这个民生与医学双重问题，最终通过征用酒窖改建尸体库解决。
社会关怀一以贯之
《红处方》写戒毒，《血玲珑》写骨髓移植，《女心理师》写心理咨询，毕淑敏的小说作品，往往主题沉重、关怀社会。她也因此赢得了广大读者。
《花冠病毒》虽被列入科幻范畴，但其中对于生命的关切，是在毕淑敏作品中一以贯之的。
毕淑敏从16岁当卫生员开始，接受了严格的医学训练。在职业中，她培养了严谨、认真、冷静、务实等医生准则，而在写作时，则融入了人道主义情怀，对生命领域的关注和好奇。
“这一次虽说走得并不远，只在本市内，但隔离让这个距离相当于万水千山。不知何时才能返回家园，多么想和母亲再依偎一下，但母亲累了，躺下了。”小说开场，罗纬芝接到奔赴抗疫一线通知后，一串心理活动描写，就把许多读者带回隔离期的心境中。
抗击新冠肺炎初期的艰难，不容忘却。
书中呈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如今的现实如出一辙：“学校无法复课，制造业停滞。人员不得外出，死水一潭。人们产生了深刻的焦虑，离婚率大幅度上升。”
不过，小说里的燕市疫情设定得比现实更严重。这让毕淑敏能发挥更深远的想象：“整个社会开始弥漫起生不如死的颓废意味，既然很可能在某一个瞬间，被不可知的花冠病毒顺手牵羊领走，何不趁着自己还能支配身体的机会，滥情放纵？”
《花冠病毒》贯穿着对人性的观察和感悟。巨大疫情中，每个主要人物的选择，体现了不同的人性面向。其中，既有科研人员以身试毒、研制新药，也有“卖国贼”盗窃毒株、为金钱服务。
找到灵魂的解药
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没有感染病毒的切身经历。书中，主人公罗纬芝不幸感染病毒，命悬一线。读者也跟着她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
罗纬芝面对死亡时，一系列动作与心理描写，让许多人印象深刻。
有些描写来自毕淑敏的采访经历。一位罹患非典小护士的求生故事，让她始终难忘。
小护士躺在病床上喘不过气，最焦虑的是，每天要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 为了让父母放心，她只好拼命吸氧，积蓄一点点可以不用氧气讲话的力量，随即立刻拨通电话说：“我现在特别忙，正在抢救病人。”
毕淑敏深受震撼，把这段经历写到了罗纬芝身上。在采访中，她还从医护人员得知，当病人没有特效药时，只能调动生命中的积极因素，提振防御的免疫体系，才有可能在搏击中走出一条生路。
与病毒抗争，需要病人的信心。
借由罗纬芝患病、痊愈后的心态变化，毕淑敏也说出了她对死亡的看法。
罗纬芝曾经对死亡有很深的恐惧。在从瘟疫痊愈后，她对死亡有了全新理解：她依然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她相信元素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每个人的肉体溃灭后，那些原子袅袅飘然而去，开始了新一轮轮回。
她相信，在遥远的将来，那些曾经属于她的元素，也许又如七巧板一样拼凑起来，变成一个新的罗纬芝，穿行于世。在距离死亡最近的时刻，她找到了自己灵魂的解药，不再害怕死亡。这个变化，让罗纬芝感到欣喜。
“读这本小书，有一个小小用处——倘如某一天你遭逢瘟疫，生死相搏，或许你有可能活下来。”毕淑敏在全书开篇的扉页上，写了这样一句留言。
罗纬芝面对死亡的内心剖析，正是这句神秘留言的答案，是毕淑敏给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抚慰。
“我们没有赢”
即使从医生转换身份变为作家，毕淑敏也没有忘记治病救人的宗旨。“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方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王蒙用一个长句评价毕淑敏的写作。
而《花冠病毒》的写作，当然不止于心灵抚慰。它的终极意义在于，作者将病毒概念提纯，全书主题在于揭示人与病毒长期相处的现实。
不同于SARS与新冠病毒，将病毒源头追溯至野生动物，《花冠病毒》将瘟疫的源头定性为，远古病毒从冰川融化中释放出来。冰川融化，属于气候变化的自然结果，肇始于人类活动。
这和《血疫：埃博拉的故事》相似。正如《血疫》一书作者、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所说，有些病毒非常古老，躲在热带雨林中，是人类的活动扰动了它们。
毕淑敏带着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将人与病毒如何共处这一话题贯穿始终。其中，全书第23章，专门探讨了人与病毒之间的关系。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在地球上，面对微生物，人类更像是客人。”
“随着人类的脚步无所不到，随着风驰电掣的交通速度，病毒病菌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
“将来终结人类文明的，也许就是这小小的病毒。”
“花冠病毒已经肆虐几个月了，原以为到了夏天，炙热的阳光会把病毒杀死，或者像以前的埃博拉或SARS一样，莫名其妙地轰轰烈烈来，又莫名其妙地偃旗息鼓走……花冠病毒从容不迫，有条不紊。”
如果没有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毕淑敏写下的这些文字，很可能会被一些读者归为说教。
疫苗仍在加紧研发。
然而，旷日持久的全球疫情阻击战，已经说明了一切。
《花冠病毒》结尾，老教授研发的药品即将运用在病患身上。她感慨地说：“这一次抗疫，也许将不再大量死人，但我们并没有赢，病毒也没有赢，打个平手吧。我担忧，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和病毒必将再次血战。”
《花冠病毒》是源自历史的写作，反映了我们正在经历的当下现实，或许还将是未来瘟疫战争的预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