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纳粹为屠杀犹太人所建的集中营里有一群特殊囚犯。他们都是犹太人，被挑选出来组成“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负责把其他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然后把尸体从毒气室拉出来，再塞进焚尸炉火化。

在近3年的时间内，2000名“特别工作队”成员参与这些工作，并且有些人不得不处置其亲朋好友的尸体。他们不仅要承受外界责难，也要经历内心煎熬。

因为纳粹每隔6个月就要清洗一次“特别工作队”成员，所以到了1945年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时，只有大约100名“特别工作队”犹太奴工幸存。他们是大屠杀的见证者，也是被迫参与者。后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很大一部分来自他们的记录、口述和访谈。

2015年，也就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解放70周年时，达里奥·葛柏（Dario Gabbai）曾对BBC说：“我告诉自己，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我要活到那一天，把这些事告诉全世界。”当时，他是唯一在世的“特别工作队”犹太奴工，也是几十年来纳粹战犯审理法庭上一名孤独的证人。

但是，这位奥斯维辛最后的见证人于2020年3月25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家中去世，享年97岁。

“我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美国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执行董事史蒂芬·史密斯（Stephen D.Smith）在《犹太报》（JewishJournal）上称，由于新冠疫情在美国肆虐，虽然葛柏没有染病，但医院不允许访客进入，所以他去世时是独自一人。不过，或许令人安慰的是，包括史密斯在内的50多人在网上参与了葛柏4月5日的葬礼。

据《纽约时报》报道，葛柏战后定居在加州，并参与了一系列有关犹太人大屠杀纪录片的录制，讲述自己的故事，包括曾获1999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最后的日子》（The Last Days）；关于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集中营的纪录片《奥斯维辛：最后的见证人》（Auschwitz: The Final Witness）。

“我们做着工作，目睹大批人日复一日地被屠杀和毒死，怎么可能心安呢？不管我们表面如何，但在内心深处存在其他人。”葛柏说。

葛柏1922年9月2日出生在希腊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这座城市有5万名犹太人，会在安息日时关闭港口，可见犹太人口的重要。他的父母共有四个子女，后来将葛柏送去意大利念书。

1941年，德国入侵希腊，并于1943年2月将犹太人限制在两个犹太人区。不久之后，他们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葛柏一家是最后一批被捕的人，于1944年4月被送往集中营。当时，他在没有厕所和几乎没有食物的牛车里度过了11天的旅途。

到达奥斯维辛后，葛柏看到父母和最小的兄弟被送往毒气室，而他和哥哥则被选入“特别工作队”。后来，他开始处理新来的匈牙利犹太人的尸体。当时，每天6000多人被杀。

葛柏记得，在毒气室门被关上的几分钟内，他听到数百名妇女和儿童拼命尖叫、呼吸、哭泣和刮擦墙壁。一切安静后，他和其他队员不得不爬上1.8米左右高的尸体，摘取眼镜、金牙和假肢，然后把尸体拖出，清洗覆盖着血液和排泄物的地板和墙壁。

葛柏还被命令用剪刀剪去妇女的头发，以此为德国士兵制造毛毯和袜子。当尸体发出声音时，他感到非常恶心，对自己说：“上帝在哪里？”

“我看到的是我刚见过的人，母亲怀抱孩子，死于毒气，留有黑色和蓝色的痕迹。我对自己说：我的大脑失去了判断力，我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下生存？”

之后，葛柏和其他队员会将尸体拖到一部电梯上，电梯会到一个解剖室，以便清理尸体缝隙中隐藏的珠宝和其他贵重物品。

但是，“特别工作队”也有一些“福利”，比如可以拿走残余的食物，冬季在火葬场附近的温暖处入睡。

当盟军接近波兰时，纳粹摧毁了火葬场，希望消除大规模杀人的证据。在纳粹的枪口下，成千上万名脆弱的囚犯沿着白雪覆盖的道路被赶到火车上，送去德国和奥地利的集中营。期间有数百人死亡。葛柏也随之来到奥地利。

1945年5月6日，葛柏所在的集中营被美军解放。当时，他的体重不足100磅（约90斤）。他先是去了希腊雅典，帮助安置难民。到了1951年，在克利夫兰犹太社群的赞助下，他移民到了美国，两年后又去了加州。

在美国的时间，他在加州一家公司工作了35年，退休后担任高管。有意思的是，他还客串过1953年的电影《荣耀之旅》（The Glory Brigade），饰演一个希腊士兵。他和Dana Mitzman于1950年代中期结婚，1980年代离婚，育有一女。

“我心里藏着一些永远无法说出的东西。我见证了太多。即使现在，我也喜欢哭泣使其清除，但是，这些永远都不会消失。”时年92岁的葛柏说道。

“特别工作队”的悲剧与评价

回顾葛柏一生的经历，我们也许多半会认同同为大屠杀见证者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的说法——组织犹太人囚犯特遣队是纳粹罪行中最残忍的恶行。

和莱维相同，以色列历史学家吉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持有同样的看法。他于1980年代开始搜集有关集中营囚犯”特别工作队“的资料，希望揭开这段历史。

“我的目的之一是帮他们改善形象。我刚开始这项研究时，他们被视为帮凶和刽子手。但他们其实是受害者，不是加害者。” 格雷夫对BBC说。

1999年，格雷夫首先在以色列出版了有关这一主题的第一部作品《无泪而泣：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通过资料和访谈，他重构了“特别工作队”的生存状态和人性煎熬。

不过，他也承认这种重构具有局限性，“要精准、连贯、真实地描述这些特殊囚犯的生活，是注定失败的，因为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里的情况是不断变化的。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犹太血统”。

除了重构生活，格雷夫也分析了他所认为造成“特别工作队”悲剧几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灭绝和屠杀的场景不断在他们面前上演，一波又一波，从未消退，这使得他们感到无限的绝望。其次，纳粹强迫“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协助他们实施残暴的罪行，在焚尸场和临时的灭绝设施里对他们的同胞进行集体屠杀。任何像这样的任务都会彻底打破一个人内心的宁静。不仅如此，他们还被迫把这些罪行的痕迹一一抹除。

第三，“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不能为逝去的同伴和挚爱之人表达哀思，他们只能亲手把这些人的尸体塞到炉子里。纳粹剥夺了他们许多天然的人权：他们不能哭泣，不能为民族的毁灭和家人的逝去而哀悼，而且作为犹太人，他们也不能诵读《珈底什》（Kaddish），祈祷至亲之人的灵魂飞升天堂。也正因为此，格雷夫把书名起为《无泪而泣》。

第四，“特别工作队”的每一个队员都很清楚，当他被选入这个工作队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注定。第五，除了不得不参与到大规模屠杀之中，“特别工作队”的成员们还陷入了一个可悲的悖论。他们潜意识里希望送来的犹太人越多越好，因为，姑且不说“死亡工厂”的任务终止，只要送来的人变少了，他们就会有被杀掉的危险。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完全取决于是不是有囚犯被源源不断地送过来。

格雷夫觉得，许多大屠杀幸存者都反复说：“没有亲历过的人，是不可能理解的。”对于“特别工作队”的队员而言，这句话尤其适用。因为他们被迫经历的一切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我们无从比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会怎样做。正因如此，在评价这些人的行为和反应时必须极其谨慎。人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下会怎么做？要想得出一个一致的答案绝非易事。

正如冈瑟·安德斯（Günther Anders）在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受审期间所写的那首诗引发的思考一样：“换做你，又当如何？”

头图为达里奥·葛柏，来自：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