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展现给媒体的“证据”，符合一部分人关于“高管性侵‘养女’案”的另一种想象。

鲍毓明自称两人是“恋爱关系”，并拿出交往期间QQ聊天记录作为佐证；而财新则在导语中留下了饱受诟病的一句：“这更像是一个自小缺爱的女孩向‘养父’寻求安全感的故事。”后来，财新致歉，表明报道“采访不够充分、行文存在偏颇之处”，现已删除。

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同情女方。而在一些角落，关于“包养“或“老少配”的讨论也还在继续。比如，水木社区上，有人发帖“鲍某这事告诉我们，即便成功人士，没貌还是不行”。

那么，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之间的“恋爱”，到底是什么？

“非凡之爱”？

上世纪八十年代，13岁的Vanessa Springora，在一次晚餐中认识了50岁的Gabriel Matzneff，后者当时已是知名作家。

那段时间，Springora的父母正在离婚，她是一个脆弱的少女。Matzneff用信件和尾随的方式，对Springora展开了“追求”的攻势。14岁时，她开始了和Matzneff的“恋爱”关系。

这段过去被Springora写成一本书，书名《同意》（Le Consentement），今年1月在法国出版，被视作法国文学圈的#Metoo事件，引发关于“同意”这一概念的思考和讨论。

实际上，在该书出版之前，Matzneff的恋童倾向在文学圈子里并非秘密。1974年，Matzneff发表一篇名为《未满十六岁》（Les Moins de Seize Ans）的随笔，在其中表达了对未成年伴侣的痴迷“爱好”。在另一本1990年出版的书中，他露骨地描述了与年龄在14岁至16岁青少年之间的性关系。

但法国文坛对此类现象长期放任或无视。Springora在书中问道：“文学可以成为这一切的借口吗？”

1990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法国文学评论家Bernard Pivot以调侃的语气问Matzneff：“你为什么对女学生和小猫猫如此情有独钟？”后者给出的答案是：“我更喜欢生活中那些未经历磨炼和更善良的人。”

现年83岁的Matzneff，则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的行为，坚称两人之间是“非凡之爱”，这本书试图将他描绘成“一个变态、一个操纵者和一个掠夺者”。

对于当时尚未成年的Springora的来说，这份“非凡之爱”太过沉重。Matzneff会在学校外等她放学，然后把她带到酒店；长此以往，Springora开始逃学，落入他的掌控之中。父亲对此咋呼几声后，便沉默不语。而母亲，不仅是那个把女儿介绍给老作家的人，还在她最终离开时觉得“可惜”。医生甚至“辅导”她与老作家性交。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因为这段关系是自己“同意”的。

又是一个房思琪式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在从前会被书写为“洛丽塔”情结。这些“早慧少女”，已经开始对情爱有所知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成年人一样思考问题，也开始向往浪漫、渴望来自恋人的关爱。

面对这种类被“同意“的关系，人们还有一个词组去描述：忘年畸恋。它表明，在一些人的潜意识中，“恋”依旧是前提，是这种关系的性质所在。这也许反映了成人世界的一种自欺欺人。

可是，“一个女孩知道了怎么去模仿女人，并不代表她真的准备好做女人，你才是成年人，如果小孩尝试与你调情，你该无视，而不是煽风点火”——来自《水果硬糖》中的这段台词，近期被打捞出来，提醒着我们，身为成年人的责任。

爱上那个人，然后更受伤

房思琪必须爱上老师，否则她“太痛苦了”。

电影《信笺故事》中，被自己老师性侵的女孩也将那段经历记忆为“初恋”。

从鲍毓明提供的QQ截图来看，如果未经伪造的话，言语里有女孩对鲍的依恋。在财新的报道版本中，女孩反复无常，多次报警是其获得“恋人”注意力的一种方式。

她们都面临严重的心理创伤，而“爱”是合理化这类创伤的方式和途径之一。鲍案中的女孩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焦虑症，以及重度创伤后应激综合征。《信笺故事》中的叙述人，也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无法同人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性行为混乱且随意。房思琪的结局是发疯，林奕含的生命终点是自杀。

学者Finkelhor 和 Browne曾以心理学上的创伤动力模式，指出受性侵害儿童在认知与情绪能力方面的影响，主要有四个部分：创伤的性经验、污名化的自我、被背叛的经验、无助感的自我。

ta们无法获得正常的性与爱的能力。“因在其遭受性侵害的过程中学习到，透过性行为可以获得注意，使性成为一种手段、工具”——这就是成人世界教给ta们的，性关系混乱或从事性交易也随之而来。

另一部分，也可能发展为恐惧、害怕或厌恶性行为，影响个人的性功能，以至成年期无法发展正常性关系和亲密关系。

ta们也长期无法认同自己。“被害人感受到自己‘坏、脏、丢脸、不清白’等讯息，形成负向的自我……并且可能会发生药物滥用或自伤等无法自主的行为。”

ta们还会经历被背叛的感觉。尤其是被熟人或亲人性侵后，受害人难以再对人产生信任，对自我、权威人物、世界的看法皆受影响，受害者容易形成愤怒、敌意、孤立隔离——在鲍案中，女孩对外界救助，也产生过这样的“令人不解的反复”。

在知道这些创伤之后，我们还能够、还应该对房思琪们经历的“忘年畸恋”，抱有浪漫化的期待吗?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该是“爱情”的样子吗

鲍毓明曾对媒体回应称，待女孩“要星星绝不敢给月亮”，听上去颇像一种对理想男女爱情的描述——也许这确实就是鲍毓明对“爱”的理解；如果忽略说话的人，这甚至也是我们许多人对“爱”的理解。

可不管我们将爱情描述得多么美好，也无法否认“爱情”这一概念中本就存在的厌女传统。

浪漫爱是一种近代以后的发明，是两个个体激情的、自由的恋爱。我们今天默认它应该发生在两个平等、独立的成年人之间。但是，所有爱情都不是真空中的爱情。女性在浪漫爱中的地位，并不与男性相当。

卢梭，浪漫爱的支持者之一，曾表示女人应当被训练得“温顺……因为她将总是顺从男性，或者听从男人的判断，她将永远不会有令自己的意见凌驾于他之上的自由”。

很长一段时间内，爱情都是男性的话语书写而成，而女人的身体，则构成书写的材料之一。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这种话语的影响，成年人不行，更别说尚未成年的“兰儿”（鲍案中女方化名）们。

而有学者发现，性侵儿童者对待儿童的态度，和异性恋秩序中多数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达成了一种“同构”关系。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专门开辟一章讲述恋童的厌女者。通过访谈发现，有许多性侵儿童的人，他们本身也会说服自己相信受害者是“自愿”的，试图由此减轻自己的罪恶感。

“为满足一己之欲，利用可以不征得同意的、无力反抗者的身体，并对此固执地依赖，长久地控制对方……并且还希望对方是自愿的，把对方当作诱惑者——这种关系，可见于强奸、性骚扰和家暴中。……儿童性侵犯者的性欲，无限接近‘普通’的性关系，此处所谓‘普通’的性关系，意味‘男人支配之下的’。”

也就是，女性和儿童，都是这种异性恋秩序中，男性欲望的客体。这种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主体的装置”，女性和儿童作为人的观念、权利、自由意志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忽视，致使他们无法被真正地看见。

而如今，我们已经听到长期被忽略的、“洛丽塔”们本人的声音，我们还能以从前的眼光来看待所谓的“洛丽塔”情结吗？

是时候，重新审视这类“爱情”中的权力秩序了。

参考资料：卫报、周末画报、《厌女》（上野千鹤子）、《從兒童性侵害案件看兒童性同意權與證述能力 》（陈昱如、周愫娴）、《为爱成婚》（史蒂芬妮·孔茨）等